试论吴澄的文统论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以承传道统为己任,受此影响,形成了他的文统理论.本文对吴澄的文统论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其提出原因,分析其理论内涵,揭示其在古文发展史上及文统观念形成史上的价值.     

《文心雕龙·宗经》的文理思想

从文献角度讲,五经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之源,作为“群言之祖”,五经的意义首先在于其对中国文化之道的承载,其次则在于载道的具体方式。通观《宗经》,刘勰以原道的逻辑理性统摄载道的价值理性,完成了中国道统向文统包括人文审美传统的理论转换,其理论集大成的贡献是空前的。     

互文性视阈下审视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在"全盘西化"虚影下片面认为五四新文学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致造成文化"断裂"的说法失之偏颇。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作家虽表面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持否定态度,但在否定中是有肯定的。在西方互文性视阈下,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中国古代高度入世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等方面明显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互文性影响。     

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问题,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理解五四的深层精神,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新时期对五四“新传统”的传承影响等分析,重审五四“新传统”与五四“反传统”问题。作为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都不应该被看轻,或者回避,正确认识五四新传统,有利于重构当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且推动着五四研究往更深处发展。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五四”及“后五四”时代反传统思潮的道德透视

"五四"、"文革"及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的反传统思潮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景观.这三次反传统之间尽管有是非之分以及反传统与反传统主义之区别,但它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则是一致的.反传统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是沉重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历史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在有中国特色的新道德教育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问题,实现对于反传统的真正超越.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由绍继走向整合——心态视野下宋初士人的道统复振与重构

宋初的文化氛围在历经余劫之后,大体上仍延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文衰道丧之势。以柳开、穆修以及田锡等为代表的士人在救弊心态的影响下,开始自觉突破五代以来儒风陵夷的局面,他们皆以道统重建为己任,以古文复兴相号召,开启了北宋儒学发展最初的历史进程,但其间对于道统的理解与取径又有所差异。由个体境遇与主体心态入手,可以更为有力地揭示宋初道统、文统重建过程中的诸家面向,深入阐释这一时期道统复振与重构过程中的生动面貌与文化内涵,及其所带来的对文学尤其是古文创作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启蒙的式微与传统精神的归隐--对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再评价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使儒家文化历经了两千多年来最为复杂、严峻的考验,启蒙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但已经渗人中国民族血脉的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因为短期功利而受到颠覆.尽管如此,当"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和传统精神,在历史分期里我们真正反思的时机才刚刚开始.     

话语系统转换的历史合法性——“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与白话文运动

轰轰烈烈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强力推拥下发生的一种话语系统的历史性转换 ,这种转换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系统 ,并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文化激进主义影响下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绝非倡导者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是经过了长时段的历史铺垫 ,是时代激情的结晶 ,其历史合法性来自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深刻理解。     

在跑马圈地中走火入魔——辜正坤教授的“文化研究”是怎样陷入泥潭的

学术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非情绪化的宣泄,在事实确认、价值选择、思想方法上需要基本的底线。辜正坤先生以儒家传统文化本位观否定"五四"的文化选择和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历程,显然有悖于基本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这类为体现所谓的学术立场故作惊人之说,只会有跑马圈地之嫌,绝非学术研究的正确途径。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探讨“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毛泽东、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密切相关。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讨“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而“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五四"以来的中国民俗文化学思想

中国民俗化学思想兴起于五四前后，它以民俗化学为主体，以关心本民族的民俗化为核心，影响深远。钟敬先生作为中国民俗化学思想的倡导与创建人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代中国正处在历史转型时期，中国民俗化学思想在许多学科和化领域发生着重要影响。     

"以文为诗"与"作诗如说话"——论宋诗传统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的传承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是以学习西方文学、反对古典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其实,它也对于自身民族传统也有继承性的一面,胡适就认为五四新诗不仅继承了古代白话诗传统,而且也学习了宋诗表现现实生活这一创作精神.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新儒家开创者梁漱溟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行为;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立足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五四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余英时则对之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新儒家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复杂心态。     

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综述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来的五四运动研究大致分为4个时期：起步时期（1949年以前）、发展时期（建国初的十七年）、繁荣时期（文革结束至90年代中期）和拓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期间,学界就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争鸣之热烈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课题中所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从单纯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视角转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开辟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白话文学史》：文学史书写的政治

胡适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并不突出,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总结性成果,其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彻底反叛及其所采取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史的“解构-重构”过程,不如把它看成是对五四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寓言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