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

辽代契丹皇帝崇佛,致使辽代佛教盛行,所度僧尼众多。在这众僧之中,有一个与辽代最高统治者关系十分密切的上层僧侣阶层,很有特色。高僧们在政治上入仕为官,经济上十分富有,文化上博学多才。这一僧侣阶层的形成与存在,对辽代后期社会产生了利、弊兼及的两方面影响。     

辽代的“打女真”

辽代的“打女真”是怎么回事呢?从字面来看,好象契丹族统治阶级对女真族拳打脚踢、杖击鞭打之类付诸武力的拘辱行为,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呢?     

锡命制度与周王“正统”及“天子”信仰

锡命制度是周天子封建诸侯、命官赋职、赏赉有功等活动时所举行的隆重典礼。周王锡命并非一种简单的仪式性制度,而是周人统治思维的反映,它渗透着西周的深层伦理价值观念。周天子正是通过锡命礼的伦理定位与价值操演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认同与精神信仰,进而凝聚成"一心辐辏"文化传统与价值思维,从而将姬姓与异姓诸侯(王室与天下诸侯)抟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政治实体,推而建构出"天子—守臣(诸侯)—陪臣(卿大夫)"政治结构。它不仅与西周时期宗法、分封之制相辅相成,而且是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诸侯邦交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源头。     

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发展——以滇南个旧锡文化为例

文化遗产所内蕴的多样性、地方性、差异性是遗产保护的核心之所在,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出发点。滇南锡都个旧因锡的信仰,而有了与开采、冶炼相关的仪式及其内涵不断丰富的锡文化;市场经济的带动促使文化中经济因子实现了商品化、市场化。锡文化产业推动着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转型。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辽代青铜莲花形熏香炉的形制特点

辽代的民族融合是在自然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浅析东南亚锡工业的发展

东南亚锡工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东南亚锡工业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最早实践.锡工业在东南亚从繁荣到衰落的事实表明,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何处理与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谨慎考虑的重要问题.     

印制电路退锡剂新产品开发及性能研究

本文概述了LXG-1硝酸型退锡剂新产品生产配方及应用工艺条件。作为氰化物退锡剂替代产品,对其性能进行了测试和研究。     

宋代夹锡钱流通时期浅析

夹锡钱是宋代铸造和流通的一种特殊的钱币。一般认为,夹锡钱是徽宗时期为解决钱币外流和财政困难而铸造、推行的货币。事实上,不仅徽宗时期,而且太宗、神宗、高宗、孝宗时期都曾铸造和流通夹锡钱。     

近四十年锡良研究综述

锡良是蒙古族旗人中较有才干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足迹几遍中国大地,在清末政坛煊赫一时。迄今为止,研究锡良的论著有十余篇,研究专著一本,主要围绕着通论研究、教育改革、铁路建设、经济改革等方面展开研究。锡良研究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中存在史实偏差及刻板、“脸谱化”倾向等问题,所以,锡良这一人物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双核型空间结构与锡澄经济带发展研究

文章运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在分析无锡与江阴城市形态空间扩展变化、锡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加快发展锡澄经济带、逐步形成“工”字型 (双核型 )空间发展态势、港城协同发展 ,是无锡特大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锡澄经济带发展应实行点轴式发展、梯度推进策略。     

废锡焊料回收工艺研究

对采用碳粉还原锡铅氧化物回收焊锡渣(粗炼)、硫粉造渣除铜粗锡精炼的温度作了理论上的推导,采用正交实验法对粗炼和精炼的工艺条件进行优选。在此基础上作了生产性实验,得到了满意的效果,该方法已用于实际生产。     

四氯化锡催化合成肉桂酸乙酯

四氯化锡能够代替硫酸用作酯化催化剂 ,在五水四氯化锡催化下合成了肉桂酸乙酯 ,考察了n(肉桂酸 )、n(乙醇 )、反应时间、n(四氯化锡 )等因素对反应的影响 ,结果表明 :当n(肉桂酸 )∶n(乙醇 )∶n(四氯化锡 ) =1∶7.5∶0 .2 2 ,回流时间 3h ,酯收率达 91.4 %。同时用折射率、元素分析和红外光谱进行了表征 ,产品完全合格。     

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再论《论语》“植其杖而芸”与《归去来兮辞》“植杖”

训诂结论的可靠取决于论证的有效。有学者认为《论语》＂植其杖而芸＂指水稻中耕除草培苗。这是以或然为必然,不能成立：水稻当时未占主要地位,＂耘＂＂耔＂并非水稻中耕特有,《天工开物》特指水田以手拔草的＂耘＂不能用以衡量上古文献,出土汉代文物既有水田耘田又有握锄除草,断言＂植＂不能释为＂放置＂,不符合语言实际。有学者认为此＂杖＂是＂犁杖＂。这是以特殊为一般,不能成立：释＂杖＂为＂犁杖＂是偷换概念;所谓＂古人关于耘、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不符合古汉语实际。     

辽代纪时法证史举例

辽代的碑志铭记在纪时法方面多有错误,主要体现在“误用纪时法”和“推算错误”两个方面,原因有辽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致误、作者的疏忽以及出于风水考虑而刻意修改等。通过对辽代碑志铭记中的纪时法进行研究,即可以解决部分金石文字之残泐问题,亦可纠正现今学者们在辽纪时法方面存在的编年、推算、别字等错误,对深入研究辽代金石文字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宏阔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教育与辽代社会》读后

辽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疆游牧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辽代教育研究却相对薄弱。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突破史料不足征之桎梏,从宏阔视域审视辽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全貌,对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书是辽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出版推动辽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略论窦建德“夏”国号

窦建德借助玄圭之锡的符瑞，建立夏国。玄圭之锡源出于《尚书》，本为对功臣之赏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帝王受命的符瑞。在隋唐之际，存在窦姓源出少康的说法，而少康即夏禹之苗裔。窦建德建国为夏，正是以大禹之后自居。窦建德建立夏政权，也对隋唐之际的政局也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初探

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发现,契丹辽地寺院有程度不同的“官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寺院建设上的“官化”因素,诸如存在由契丹皇帝皇后所建、有某种“官化”成分之寺院;或是存在由契丹皇帝赐额并敕修的“官化”特色明显之寺院。二是寺院功能中融入某种特殊的“官化”成分,譬如,因行香饭僧,寺院成为国喜国忌佛教法事活动之场所;因镌石刻经,寺院成为官藏佛教石经制作瘗埋之场所;因僧官挂锡,寺院成为地方佛教管理机构之所在;以及因“奉安”御容、勒石纪功、皇帝驻跸、官客食宿、外使观游、赈灾施钱、囚禁罪臣,等等,佛教寺院成为诸种涉“官事”活动之场所。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的出现,是契丹皇帝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一种结果。但契丹辽地寺院的“官化”只涉及部分寺院,所以,寺院的“官化”现象并没有对整体的寺院宗教功能造成太大影响,多数寺院的宗教自主性和发展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1949年“海辽”号起义内幕

1953年版的人民币5分纸币正面右侧,印着一艘巨轮,它就是共和国成立前夕起义并升起五星红旗的第一艘商船＂海辽＂号。前不久,曾参与＂海辽＂号起义的汪更生老人,向笔者讲述了当年＂海辽＂号起义那段惊心动魄的航海历程。     

辽代僧官的俗职研究

辽人对佛教的尊崇使佛教在辽国具有很稳固的地位。为了对佛教进行管理，辽代统治者效仿中原国家建立了僧官制度。辽代僧官与唐宋僧官有很大不同，即许多僧官拥有俗职。这些俗职名目是，门下省的侍中，三师、三公和鸿胪寺卿等公卿官，崇禄大夫和特进等文散阶。僧官的俗职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加的官职都是政治地位较高无实权的加衔，二是有俗职的僧官数量特别多，三是授予俗职的行为持续时间长。辽代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授予俗职向这些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其次是表彰对辽朝佛教和政府作出贡献的僧官，并奖掖佛教理论精深的僧人，最后是弘扬佛教理论，维护王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