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锉寻求女性解放道跆的心跆历程

潮籍革命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关注女性命运、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主线。冯铿的作品序列展示了她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从早期强烈呼吁社会为正在遭受苦难的女性“快谋救护的法子”，到批判像“一团肉”似的所谓的“时代女性”，指明女性“最后的出路”是参加革命，认为真正的新女性是“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的革命女性。     

冯铿《最后的出路》中觉醒的女性

左联烈士、潮籍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关注女性命运,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最后的出路》是一篇以女性意识觉醒为题材和线索的小说,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及种种社会问题,塑造了觉醒的新女性郑若莲,指出女性最后的出路是走上革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     

丁玲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

从单纯的个性解放到把个人斗争融入阶级斗争 ,在社会革命成功以后 ,丁玲仍执着关注妇女生活。我们可以把丁玲的探索范围分为三个阶段 :个性解放时期 ,社会革命时期和革命后。从三类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妇女解放道路中的女性性格和命运的共同点 :不满于现实、敢于反抗、伴随着挣扎的痛苦。     

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

作为后"五四"时期强势崛起的女作家,丁玲实现了对"五四"女作家的超越.她将自己定位于"现代女性"身心解放的探寻者,在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时期,赋予女性解放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特色相当鲜明的女性作家.综观丁玲的女性题材创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女性身心解放探索轨迹:现代的女性需"独立"→独立的女性应"革命"→革命的女性要"自强".在丁玲看来,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其出路需要不断调整并走向深入,不仅从个体精神意识上,还应从文化体制上寻得彻底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无疑是中国现代女性命运探索之第一人.然而,丁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社会时代气候下的女性,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身为女作家而要参加革命、要介入政治,使得丁玲不得不同时进入文学和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这两者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使丁玲的作品有了新的思考点,但其艺术个性却受到了损害.丁玲努力尝试调和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身份的矛盾,但事实上却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缝,建国后丁玲的创作即是明证.     

民族国家构建语境中的女性声音——基于对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解读

女性要求解放的声音历来置于民族国家构建的语境之中,这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一大特征,辛亥革命时期大量涌现的女性报刊记载了这一特征。潜藏在这一特征背后的,则是按照男性的观点来塑造新女性。在男权社会,女性声音是无法逃脱男性的影响的,而辛亥革命时期的男权社会,通过缔造"母性"和"救亡"两个神话来形塑当时的知识女性,亦影响着其时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及女性报刊的集体发声。女性的声音自然地融入民族国家构建的话语之中,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意义,那就是为中国女性奠定了其作为"社会人"的意义。但女性报刊终究未能创立自己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也说明了女性解放道路的艰难。女性报刊要成为真正的"女性声音",知识女性就应该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用自己的话语模式发声。     

国族视野下女性解放的言说策略与现实困境——以《妇女共鸣》为主体的探讨

抗日战争不仅使女性知识分子而且也使众多底层劳动妇女步入了历史前台。作为国民党妇女团体———妇女共鸣社的机关刊物,《妇女共鸣》为我们展现了抗战时期"女国民"们高呼"救国为女性之天职"、"民族解放就是妇女解放"、"爱国救国,匹妇有责",并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女性的光辉历史,反映了妇女运动者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将女性话语置于国族话语之下以寻求自身解放的言说策略,以及这一言说策略下女性解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由此可见,女性话语只有以独立的姿态超越于国族话语之外,才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真正实现女性的自主和最终的解放。     

女体世界的生死辗转与自我拯救——《生死场》再解读

在<生死场>中,萧红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的"叛逆",她以"越轨的笔致"触及了女性独有的"女性经验"、"作母亲的经历"、"性别奴役"以及由疾病、自尽、意外伤亡等所导致的生命体验和身体经验.透过这些浸透了女性之血的生命体验,诉说了女性"成长的故事",将女性残酷的受压迫的地位和身体被男权社会所操控的生存真相昭示于天下.同时通过王婆形象的塑造,肯定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为寻求女性解放所作的努力.     

"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     

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的生命价值追求

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生命意识的萌生和觉醒使得她们开始了对"人生究竟是什么"的追问,无论庐隐们的"哲学病",还是冯沅君们的"不自由宁可死"的抗争都是五四女作家对人生真实的体验,第一次全面展示了现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性藩篱时的独特心声,尽管在此过程她们历尽艰辛,但是她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之路。     

自私的亚当：论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欲望转移

"五四"时期社会解放话语中的"婚恋自由",自然是具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重大意义。那么这种由男性启蒙者所定义的"婚恋自由",究竟是男性社会在自我主张其"欲望"之"恋"呢,还是他们自以为是地去替女性言说"性苦闷"?通观"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情爱文学,毫无疑问都是以"解放"女性为己任,肆无忌惮地去宣泄着他们自己的性欲冲动,却又让女性群体去为其喝彩并自觉地认同——男性"欲望"的空前"解放",是女性"悲剧"的最大根源;因为女性追求"爱情"的美好理想,早已被男性无节制的"欲望"所吞噬了!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观评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主体的解放和实践"新道路"进行了一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尽管这条"新道路"是以直接告别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以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为表现形式,但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主—客体辩证法和阶级意识革命到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和弗罗姆的"健全的人格",再到哈贝马斯的交互主体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主体的深切关怀。     

革命的现代“性”——1930年前后左翼文学理论中的爱欲主题

"五四"时期在"自由恋爱"口号下的性解放到了革命文学年代,被延伸至唯物史观的历史框架内.对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批评界而言,后"五四"时代的新问题,是资本主义都市里一样得不到解放的爱欲是现代人苦闷的象征,"爱欲"的张扬因而成为一种进步的,既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现代性道德,"爱欲"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解放的标志,实现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无产阶级现代"性",它是唯物的,从而超越了"五四"的浪漫彷徨;是健康有力的,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颓废虚耗."爱欲"不是与革命对立的因而需要被规训的激情,而是被视为一种革命之"力".     

“受难女性”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伦理叙事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对中国农村女性的苦难命运和血泪痛史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和揭露,试图以此唤起人们对于中国乡村女性的同情与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其中揭示了女性在时代革命语境下所发生的一些新变,昭示出女性的解放之路,表现了她们在革命潮流推动下,自身身体意识的觉醒和为了求得自身解放所作的不懈努力和积极抗争。然而,女性的解放之路是坎坷曲折的,对于那些积极投身于革命阵营的女性也是如此。     

女性解放历程透视——从鲁迅到徐坤、王安忆

有关男女平等的话题已经被世人争论了几十年了,到现在仍然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从鲁迅先生的掌握经济权到徐坤的从走出"厨房"到回归"厨房",再到王安忆让既拥有经济权又回归厨房的女人却得到了一个悲剧的婚姻,这些都是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每一代知识分子所做出的思索。     

从“乐园”幻梦到“红”的女人的讴歌──“左联”女作家冯铿的创作轨迹

冯铿出生于潮州一个教师家庭，早期创作以抒情笔触歌咏自然、青春和爱情。１９２９年到上海，投身革命，作品由描写知识分子转向表现武装的工农大众，由同情下层妇女悲惨命运到歌颂“红”的女人的战斗生活，续写出中国女性文学新的一页。     

灵魂抚摸与身体沉落的变奏──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表达趋势及其批判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发展轨迹,以对女性生存状况和生命经验的书写,赢得了文坛的"半壁江山",成为无法忽略的"亮点"和"热点".诸多文本在对女性意识探寻、表达的过程中,释放着女性解放的能量.不容忽视的是,这种释放的表达,也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与缺憾.追问女性意识表达的趋势,探究女性文学的得失,对女性文学创作乃至女性真正的解放,有着本质的意义.     

张爱玲小说中的“留洋者”探究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身份特殊的"留洋者",他们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以拯救者的姿态给女性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但由于多种合力因素的影响,他们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牺牲品。张爱玲塑造这批"留洋者"的原因是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畸形的家庭环境,她企盼以西方现代文明来批判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寻求解放的新途径。从这点而言,张爱玲无疑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五四"文学精神。     

刍议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形上消解与重构

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革命变革,就在于它通过对传统哲学形上本体的批判、消解与重构,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奠定了哲学发展新形态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终结了一切旧形而上学,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关于“解释世界何以可能”问题的物质本体论寻求,而是更着力于“改变世界何以可能”,以寻求现实解放的道路。这一寻求“改变世界何以可能”的本体论诉求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旨趣。     

两种权利观与美法革命道路——基于美法权利宣言的文本分析

美法革命同为"启蒙之子",何以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们从美法革命的两份权利文本出发,论证两场革命包含着不同的权利观:法国革命指向一种"厚的权利观",而美国革命指向一种"薄的权利观",前者承诺的权利更宏大、积极,更具集体性和公共性并且更丰富,后者则相反。两种权利观深刻影响了美法两场革命的命运。法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厚",但因其混淆"善"与"权利",忽略权利实践的资源成本约束、多元价值约束以及传统文化约束,其承诺反而最终落空,而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推动革命走向持续动荡的"势能"。美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薄",但其政治现实主义精神为政治妥协提供可能,为点滴改良奠定了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