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近三十年来《国语》研究综述

《国语》自成书以来研究者众多，特别是对其体例、史料来源、编撰意图，与《左传》关系等问题各家纷纷著书立说。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国语》研究概况做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对《国语》研究现状有清楚认识。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国语·晋语》与《左传》相关记载之比较

无论是研究先秦历史 ,还是研究先秦历史散文 ,大都《左传》、《国语》并提 ,但长期以来 ,研究学者多习惯于把《国语》作为介绍《左传》而连带的一个附庸 ,它的价值似乎也只在于它是《左传》巨大成就的一个有力的反衬。而事实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 ,《左传》重在记事 ,分年编写 ;《国语》重在记言 ,按国叙述 ,两者可相互参证 ,相互补充。就文学价值而言 ,无论是记事、记人 ,还是记言 ,《国语》都有可与《左传》比肩之处。     

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

《国语》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本文认为其篇章结构一般包括背景、言语、结果和尾声四个部分,言语是核心内容。通过与《左传》互见记载的对比,细致剖析了《国语》篇章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以及该书在材料取舍、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同时揭示了《国语》的篇章结构、笔法对该书编纂意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左传》成书下限最晚在公元前392年考证

《左传》成书下限在田氏代齐即公元前386年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结合《左传》中“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考察了大量史料,认为发此预言的作者所见到的,不应当仅仅是秦处于不东征时期,更应当是就国内外情势看秦正处于将来也不能东征的衰弱时期。即作者决不能面对一个虽暂时未有东征行动、但业已强大的秦国下此等断言。而这一时期,恰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92年间秦国的形势,此时秦内有易君篡弑之乱,外与邻国作战屡屡失利,国势衰微。而自公元前391年到田齐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秦连续的顺利“东征”,又排除了《左传》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可能。因此,《左传》成书时间下限最晚只能在公元前392年了。     

“史鉴”与“叙史”之别——从《国语》与《左传》的叙事结构差异看二者的编纂目的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对其叙事结构进行比较,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从叙事结构上看,《国语》与《左传》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与风格,《国语》叙事结构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与"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等特征;《左传》则体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等特色。从《国语》叙事结构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警诫醒世的"史鉴"特色,而《左传》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依"经"叙史的编纂目的。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说《左传》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已《史通》对《左传》评论说:“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传说《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谁?两千余年来,众说纷纭,到今天还是个悬案。《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著,     

《左传》成书战国说综考

啖助认为《左待》成于后代学者之手。赵匡则明确提出“左氏非丘明”。否定了左丘明作传说。两宋承啖、赵绪余。议论蜂起。《左传》成书战国说更趋流行,代表人物是叶梦得、郑樵和万见春。元明两代继续做了一些探索。入清以后,虽然康熙御定左丘明作传说。但战国说仍然得到一些学者的中持。民国以后,战国说以其理据逐渐占据了学界的主导地位。其论证的方法手段都有不少新拓展,并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了同属战国说而具体年代与作者互有歧异的种种结论。     

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左传》乃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越绝书》材料来源考略

《越绝书》是记载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分析《越绝书》各篇内容,并结合《史记》、《左传》、《国语》等文献资料,可以考索出《越绝书》的材料来源,并进一步了解《越绝书》成书过程中对各种材料的利用情况。     

《左氏会笺》训诂术语浅释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人竹添光鸿对<左传>进行注释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搜览载籍,稽考诸说,折衷众家,深文以辨,审慎以断,守正创新,颇多所得.竹添氏在注疏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释义明理.传统术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和理性判断的科学自觉程度而且显示了他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著中训诂术语的特点的归纳及含义和功能的分析阐扬,使人深入理解作者的疏解,并能全面把握其训诂条例,帮助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     

《左氏会笺》校雠特点刍议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汇释《左传》的重要著作,作者在疏通《左传》的过程中,以日本金泽文库卷子本为底本,广聚石经、官刻、私刻、坊间各种宋本及多种旧抄本,博征经史子集各种典籍文献,参稽诸说,对比异同,互勘优劣,谛审正误,择善而从,求同存异,对其版本、篇卷作了全面细致的校雠工作。本文结合实例,对《左氏会笺》补脱订讹、校订倒衍、审音定义等校雠特点略作探讨,以见其有裨遗经、理董旧文之功。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左传》、《国语》否定副词比较研究

否定副词是汉语副词中的一个重要次类,在汉语表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先秦时期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全面梳理两书的否定副词系统,通过对两书否定副词的描写和比较,总结了两部书中乃至先秦汉语中否定副词的特点和用法。     

《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

综观历代诸家研究和论证,《左传》成书战国说至少在史事叙述、天文记载、群籍称引、辞令、预言等方面有比较坚实的理致和证据。《左传》于卫嗣君五年(前320年)仍未写定,这是《左传》成书时代的上限。纯集疏《左传》卜筮事的《师春》既在魏襄王殉葬物之列,则资其抄集的《左传》至迟亦当在襄王卒年(前296年)写定亦甚明。概而言之,《左传》成书于前320年至前296年之间。《左传》作者最大可能是鲁人,还应与魏国有着深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