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文化生产系统中变构——文化生产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文化生产”理论的运用,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突破文本中心的思路,而将视野扩充到社会文化的生产系统,在整体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实践方式和文化规则.海外学者以先发近取的姿态,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三个关键阶段楔入,发掘文化生产模式变化与文学发展的深层对应,即晚清现代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催生作用;20-30年代扩张的文化生产对现代中国“文学场”的有力构塑;解放区特殊文化生产体制对文艺内在逻辑和运作方式的深刻改造.     

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华裔文学逐步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关注和美国主流文学界的承认,成为具有新兴文化动力的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生产与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以及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探寻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影像消费时代的文学生产

９０年代以来，人们的文化消费活动中，影像消费超过了文学消费，使文学生产出现过剩。影像艺术超越文学读物有其历史必然性，人们迷恋“影像”有其社会、历史和心理根源，影像艺术对小说的冲击是大势所趋，但并不意味着文学知识分子从此失去安身之所，他们的使命是必须把文化精神的血脉传递下去，克服消费社会把“精神”消耗掉的可能，努力为诗意日落的世界挽留住可资人们根本凭靠的价值皈依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嬗变——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中心

1980年代初,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文坛产生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典型文本。但随着文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先前的“舌战群儒”和“过关斩将”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深入描写变革的需要。此时,宗族观念作为改革的难题被重视起来,农村和地方的资源也被作家越来越多地汲取。随着传统伦理和文化开始被正视,人性被放置在历史中进行考量,人心变革书写开始更多地取代政策、体制变革的书写。外部变革渐渐成为背景,而“人”作为主体越来越被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代表的作家悄然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过渡。     

论“主旋律”文学的价值取向

“主旋律”文艺(包括“主旋律”文学)的提法,首见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其意指代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正统价值取向,以发挥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为主要意图的文学作品.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逐渐被淡化,“精英意识”日渐式微,多元文化格局也已经形成;在文学艺术领域,1990年代之后,“削平深度,消解意义,主体零散,距离感消失”[1]的“后文学”实践和理论业已成势.在前述的总体背景与语境下,“主旋律”文学,应该适时弱化过度宣传和集约、强制的“霸权”姿态,与民众拉近距离,以亲和力而非强制力使“主旋律”与“多样化”融合无间,打成一片,以市民社会喜闻乐见的形式行使民族国家的“文化权力”.     

文学生产机制与新都市小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呈现出一种“类消费”“类后现代”的社会形态。基于此一背景,“新都市小说”应运而生。新都市小说不是空中楼阁,它是20世纪以来已有的城市文学的一个合理发展。新都市文学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它同传媒、出版、网络、影视等有着不解的源渊。新都市小说在叙写城市日常经验、呈现城市生活方式、表达都市想像方面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新质。但部分小说对于“欲望”的一味俯就,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论

文学生产论是伊格尔顿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比较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属于伊格尔顿早期的文学理论。它建立在对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都塞和马歇雷文学生产论扬弃的基础上,包含了两个层面:(1)作为一般社会生产的文学生产;(2)作为对意识形态的生产、加工的文学生产。伊格尔顿力图阐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与文学创造论划清了界限。     

论文学选刊对当代小说生产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选刊依靠其强大的传播能量和在文学评价上的象征性地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们对作家的创作、文学作品的发表以及文学图书的出版都施加着或隐或显的诱导作用,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短篇小说生产领域的面貌.可以说这些选刊已构成一种小说生产的引导机制,这也提醒我们应该加强对它们的研究和批评,以助其健康运行,更好地为当代文学服务.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中国新文学史论纲(上)

我们秉持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条原则,编写出这部新文学史.上编分五大板块,分别是“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国统区文学、延安文学和台湾文学.“五四”文学的主要代表为周氏兄弟,他们承接晚清而有发展和变异；左翼文学的主体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茅盾代表了其成就和不足；国统区文学主要包括京派和海派,他们显示出“文学的启蒙”的实绩；延安文学不同于左翼文学,主要是“讲话”以后日益成型的以政治为导向的一种体制化文学；台湾文学是国统区文学在台湾的延续,并在新的条件下产生裂变,后果之一就是离散写作现象.总之,百年新文学表现为文学与现实牵连不断的一场跋涉,更是以“人”为最高目标和最后归依的美学升华之旅.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20世纪中国"人本文学"的变异与残缺

中国文学以 1919年的“五四”文化运动为界碑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理念 ,消蚀弱化了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 ,注入圆融了“人本文学”的“立人”新质 ,使新文学在前 2 0年内达到了一定的整体审美高度。从 3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 ,“人本”意义上的文学逐一缺失 ,社会学、政治学因素日渐提升 ,文学开始了她无奈的变异与滑落 ,形成了半个世纪无文学的残缺史。     

新媒体文学：现状、问题与动向

新媒体文学的“海量神话”创造了今日中国巨大的文化关注,导致文学格局的重新洗牌.“海量”与“质量”的落差、自由写作中承担感的缺失、类型化文学生产的过度膨胀,以及“艺术正向”与“市场焦虑”的矛盾,是新媒体文学面临的“短板”难题.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相互交流、抱团取暖,文学产业链的日渐成型,市场竞争、寡头垄断引发的“去草根化”趋势加剧,让新媒体文学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     

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在孕育

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而横空出世的新媒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即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生产与文学消费。自然，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也因此有了一个革命性的肇始。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正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变革向文学革命转化，这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秩序，而且还将孕育着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从而改变文学的版图。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客观说”下的关系反思与理论建构

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可以把“客观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概括为三种基本形态: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的“不透明性”关系,侧重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审美领域,意识形态与普通读者经验不能任意进入文学;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透明性”关系,强调形式与意义结合为有机统一体,文学具有追寻本体世界的能力,“美育代宗教”为文学在现代社会找到合法位置,文学具有精神救赎的作用;以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半透明性”关系,侧重文本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地位,文学处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文本结构与精神结构通过阐释活动建立起复杂的联系.     

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典流变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各具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拔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通过回溯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追古烁今,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研究提供一条历史线索.     

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变异性接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托尔金、刘易斯和罗琳等为代表的英国现代奇幻文学借由立体化的现代传媒席卷全球并进入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中国玄幻小说在接受英国现代奇幻文学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过滤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制约,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接受发生了变异,主要体现在创作机制与传播方式、文本写作以及文化动因三个方面.在多元文化并存与社会转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玄幻小说面临缺失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特色与人文传统失落的尴尬境地.     

《文化苦旅》的走红与9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

《文化苦旅》的走红不仅得益于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并且与90年代初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出版、传媒与读者接受等角度考察《文化苦旅》的走红与当时文化生态的关系,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