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科学"、"反科学"与"伪科学"辨析

近年,学术界和社会上开展了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揭露批判,这对于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无疑是大有好处的.然而,伴随着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揭露批判,也有人将"非科学"等同于"伪科学"和"反科学"加以抨击和排斥,这就是"将洗澡水和小孩子一起泼出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绝非将科学之外的事物一概加以抨击和排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对于科学精神的普及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显然十分必要.     

“应当”和“可以”的另一种法哲学解读——兼论对现代法学的启示

在我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到"应当"和"可以"这两个词,然而对于"应当"和"可以"的含义本质,我们却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应当"和"可以"作为两个语言词汇,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应当"和"可以"作为一种关于人之行动的价值判断,早已存在于人类历史。人类正是在"应当"和"可以"的指导下进行着各种实践活动,也是根据"应当"和"可以"来制定或约定人类最早期的各种规则。法律必须根据人类之需要而制定,现代法学必须在"应当"和"可以"寻找平衡。     

张九龄的文学感兴观与言象表现观

张九龄虽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篇章,但在他的文学创作和评价他人生平的篇章中,时时凸显出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分析张九龄诗作中出现的"感"、"兴"、"情"和"言"、"象"、"意"等词汇,就会发现其"感"、"兴"的内容包括自然和社会、人生与历史,主张表达情之"和";其"象"包括物"象"、喻象和无形之"象",同时,张九龄对"言"、"象"、"意"的关系有自已独到的认识与阐述.     

"言意之辨"的形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西方哲学在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而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

"和"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和"与"同"异,却与"中"不可分。宇宙万物由"和"而产生,又存在于"和"的状态中,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根本认识。"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解决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仍具有指导意义。     

"规矩"及相关词语的衍生和演变

"规"矩"本是画圆和方的工具,连用时上下文中常有"方"圆"分承,或有"工"匠"限定语境,证明了它是名词性并列短语."规矩"由短语演变成表示"准则、法度"的名词,与隐喻的思维方式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有密切关系."准绳"和"绳墨"的衍生和演变途径与"规矩"相同.     

"和而不同"与世界和平环境之构建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谓通过异质物之相生相克,协调"不同"事物达至统一的"和"。世界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存在,需要的是"和",而不是"同",其中,儒家之"恕"道不失为"和"之准则,其"中"道不失为"和"之锁钥,鉴古益今,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整体进步。     

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在儒家仁爱精神和学说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为一般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限制"感到困惑,一个是儒家的"仁爱"同"孝"和"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异意识,它不像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那么普遍和一视同仁.     

"浙商"的人文特性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典型意义

"浙商"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存在和发展的局限也在于其人文特性.关于"浙商"人文特性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感知,可以概括为"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浙商"基本人文特性,"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浙商"主体人文特性,"个众"与"和合"统一的"浙商"总体人文特性.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和结构的"浙商"人文特性,对于反映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经济秩序的变迁——对四种经济秩序的社会学分析

经济秩序围绕"经济原则"、"社会原则"和"政治原则"的互动关系展开,这是对经济秩序的关系论而非实体论的理解.由此出发,可将经济秩序分为四种类型,即"伦理经济"、"国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四者分别对应于"道义原则"、"政治控制原则"、"效用最大化原则"和"社会保护原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策和口号之下,应重申伦理经济、强调和保护社会经济以弥补市场经济效用最大化原则的缺陷.     

新时代用新思想武装群众要做到"九个结合"

新时代贯彻十九大精神,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要做到"九个结合":"武装群众"和"情感作用"相结合;"武装群众"和"习近平思想著作"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相结合;"武装群众"和"历史经验"相结合;"武装群众"和"四个伟大"相结合;"武装群众"和"新时代党中央战略部署"相结合;"武装群众"和"实际问题"相结合;"武装群众"和"互联网"相结合;"武装群众"和"组织管控"相结合。     

汉语“物对人”与“物对物”模式被字句的理想认知模式问题

该文基于理想认知模式的偏离说,对汉语被字句中"物对人"和"物对物"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汉语被字句"物对人"和"物对物"模式分别是"人对物"和"人对人"模式的转喻或隐喻表达,并可同"人对物"和"人对人"模式有统一的解释。     

《资本论》:马克思的“希望空间”

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批判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空间缺失"问题的批判和质疑,应当立足于《资本论》这一最经典的文本,深入挖掘和阐释马克思丰富的空间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了"劳动"、"资本"和"时间"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双重空间"本质:劳动是"价值增殖过程"与"协作生产"的空间,资本是"资本的文明面"与"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空间,时间是"工作日的缩短"与"人类发展"的空间。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最终追求的就是以"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取代"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建构一个"自由王国"的"希望空间"。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程“理”学思想新探

程颢和程颐创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并以"理"去统摄或解释"天""天命""天道"和"性"等范畴。二程认为"理"有四特点:理"实",理"一",理"足",理"自然"。他们还以"理"去观照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从而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明理"或"穷理"的思想,并强调人们身心和行为要合"理","与理为一"。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要不要学术权威和以学术为中心与导向?——与李涛和邬志辉商榷也为正学界视听

"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的主张者,明明知道"以学术为本"是学者群体"自然存在的法理逻辑与社会基础",却又将学术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视为伪命题,并断言李醒民的主张和对国内学界弊端与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陷入了"超真实"的更为隐蔽的权力奴役。论者不惜以种种违反逻辑之手段来反对李醒民的主张和声张自己的反主张,试图摧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这一学者的职业伦理底线。他们认为"无中心"和"祛导向"能"成就思想开创、智慧积淀之学界大业"。该文认为这种"文革"式文风的论说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试图以"无中心"和"祛导向"来祛除学界之疾,根本就是个无法达成的虚幻主张。学界岂可"无中心"和"祛导向"!     

中国哲学之"道"的内在诠释理路

哲学既是哲学史,也是诠释史.与"外在诠释"的理路不同,在对"道"的"内在诠释"中完成对"道"的思想内涵的无限追寻和对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断提升,既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也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诠释"理路,而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流动性和生成性构成了"内在诠释"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     

我们的价值观:从特殊到普遍

讨论"我们的价值观",首先要讨论什么是"我们"?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我们",代词,称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我们"是"我"和"你们"的一种组合,"我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就是"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我们","我"和"你们"之间具有不同的     

由“和”到“贵和”:相同,相通?——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论语》文本中五处"和"的所指,由本义的"声音相应"引伸到"贵和"中"社会人事的和谐、恰当",这和先秦乃至两汉经典诸多关于"和"的论说颇为一致,这些所指间不相同而相通,而此不相同而相通正基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之诸义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仍鲜活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     

论儒家伦理的差等与平等之统一

以"仁"为核心的差等之爱与以"礼"为核心的差等格局相统一,共同构成了"差等"这一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儒家"差等"思想中包含着"差异性"和"平等性"二重性。"差等"思想中的"差异性"彰显于"仁"和"礼"的内涵中并受到较多关注,而"平等性"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差等"思想中的"平等性"主要蕴含于"忠恕之道"和儒家对普遍人性和道德人格的探寻中,并通过"差异性"来启发。"平等性"是"差异性"的旨归,"差异性"是"平等性"实现的途径,"平等性"与"差异性"一同构成了儒家的"至平"理想。在"差等"中,人与人虽有不同,但都允许实现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差等",实质是一种包含差异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