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重新认识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不是封建礼教,而应当是人文礼教."天理"是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规定的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是公正是非之心,是天地本善之心."人欲"就是心的疾病,是私欲,是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朱熹充分理解了古圣先贤推行人文教化的要旨.将它高度概括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灭人欲"不是要扼杀人性、灭除性欲、食欲、爱欲等,正常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存天理"是向善,"灭人欲"是去恶.通俗地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加强道德修养以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维护社会、道德、政风和民风的和谐与美好,这归根结底还是人性修养问题.它不仅是宋明理学做人哲学的经典总结,还是中华文明思想精髓的经典总结,也是当今社会反腐倡廉的理论借鉴.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仁义礼智信”: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代表性符号。其中所包含的"立己立人"的仁道思想、"公正合宜"的道义思想、"有礼则安"的明礼思想、"尊德问学"的明智思想、"忠信为宝"的诚信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蒲松龄的道德“孤愤”

蒲松龄的道德生命实践说明他有着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和道德孤愤感,聊斋道德故事蕴含着这种道德理想追求和对人类道德沦落的孤愤之感,也蕴含着他的道德思想,但此道德题旨在现实中知音难遇,从而促生了另一重的孤愤感。     

孙中山“忠”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孙中山的忠德思想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对中国传统忠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所认为的"忠"不是传统社会对国君一个人的忠,而是忠于国家、人民与事业。国民具备优良的道德才能创造良好国家。结合孙中山对忠德内涵的阐发,在当代时代,公民应该忠于国家,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忠于事业,培养浓厚的敬业精神;忠诚待人,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对张立文先生关于“天理”与“人欲”研究的意见

文章认为：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是对于杜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艰难探索，而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问题。但是，他的这种理论思考，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遭到人们的误解、歪曲和利用，直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学术著作仍然对此一理论误解很深。这关系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作者对张立文先生关于“天理”与“人欲”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从“理·仁·礼”看二程的孝道思想

"理"是二程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仁"则是天所赋予、己心所禀之"仁性"、"仁德","礼"则是现实生活中践行"仁性"、"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而作为"礼"之一种的"孝"则是践履"天理"、"仁性"、"仁道"的具体行为。二程在突出诠释"孝道"的实践价值的同时,予"孝"以形而上的诠释,使"孝"之外在的行为仪式具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从而使"孝"这一人伦规范具有了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和价值源头。     

论“道德资本”之依据

道德是而且必然会是投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资本;道德作为一种资本形态参与经济生活后,不会否认道德自身的目的性意义;"道德资本"在破解经济与道德"二元对立"观上具有独到的方法论意义.在现实中正视和承认道德的工具性功能,还道德"是"为一种资本形态之本来面目,对于经济的运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兼容道德——从凯·尼尔森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谈起

马克思对待道德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声称道德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在其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针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凯·尼尔森在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反道德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情境主义的道德解析模式,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视为其道德社会学和其本人道德价值立场的有机统一体,为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道德"的主题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模式。这不仅为一种合理的、非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可能性留出了空间,而且为我们构建一种与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道德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朱熹思想中的“天理”和“人欲”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天理＂是终极的善,而＂人欲＂遮蔽了人们对＂天理＂的探求;只有抛开＂人欲＂之私,才能达到＂天理＂的至上境界。     

道德哲学:《中庸》思想的核心维度

道德哲学是《中庸》思想的核心维度。我们认为,《中庸》的道德哲学大体可归为三个部分:道德本体论、道德修养论、道德境界论。道德本体论阐释了形上依据与本体源泉,道德修养论讲明了主体功夫与道德锤炼,道德境界论诠解了价值追寻与理想目标,三论虽各有偏重,但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在其道德哲学建构过程中,承继性、人文性、超越性、系统性等四大理论特质也凸显与明晰起来。     

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试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道德悖论研究的话语权问题

道德悖论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其中的道德悖论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特殊矛盾。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失范"和"道德困惑"多为道德悖论问题。道德悖论研究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和深厚的思想资源,其拓展和深入必将大大有助于推动我国伦理学的理论建设和道德实践,引发多领域的思维创新和进步,提升我们民族的思维品质。因此,其话语权是无庸置疑的。     

道德选择研究论纲

目前,学界对道德选择的系统研究不够,仅局限于实践层面的单一模式。应从价值论或形而上层面,对道德选择进行整体研究,关注道德选择中的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即道德选择的"求真"问题,主体面对道德冲突进行道德选择时需掌握的基本原则即道德选择的"趋善"问题以及道德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方法论问题。     

推敌而别致其新——浅议王夫之的《中庸》观

王夫之的<中庸>观对丰富和发展传统的中庸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从认知理性进路出发对"中"重新界定,淡化了中庸道德的形上学的品格,凸显了感性生命实体.二、从考据学和义理学出发对"庸"进行新的解释,使"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三、以体用解中庸,克服了宋儒形而上学的缺陷,使其<中庸>观充满着辩法思想.四、从道德形上学之道与道德实践的外王事业合一的角度阐发中庸大旨,突出"中庸"本天德、成王道的重要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