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主义与道德心理学

精神分析是关于心理冲突的理论,而任何心理冲突在弗洛伊德主义中归根到底是人性的道德冲突,都起源于道德作为高级人性对无意识本能作为低级人性的压抑。人性的道德冲突揭示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复杂思想渊源。从"本能心理学"看,弗洛伊德主义是快乐主义和目的论的,从"道德心理学"看,它又是斯多葛主义和义务论的。本能与道德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两根支柱,在两者之间的张力上建立了从心理分析到历史哲学的整个理论大厦,抽掉任何一个支柱,弗洛伊德主义都将崩溃。     

浅谈恩格斯的"真正的人的道德"——《反杜林论·哲学篇》恩格斯的观点

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对杜林关于善恶问题、道德问题的反驳,提出关于"真正的人的道德"的观点,认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从对恩格斯所论述"真正的人的道德"的理解基础上,探寻道德的起源,对"真正的道德"和"非真正的人道德"的进行反思,对功利道德和局限道德进行批判,探讨出"真正的人的道德"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克己复礼"的千年聚讼与当代价值

"克己复礼"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之一.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一命题,可谓聚讼纷纭.从汉至清,争论的重点是"克己"的真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争论的核心是"复礼"的真义.本文认为,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正确理解的关键是对"复礼"二字的阐释."复"既有"恢复"、"返回"之意,也有"实践"、"履行"的内涵.周礼是融礼之内在精神--敬、诚、忠、信、义与礼之外在规范--礼节仪式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内核".孔子是周礼之内在精神的捍卫者,反对那种丢弃了"礼"的精神而徒有形式的礼节仪式.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通过自觉约束个人言行举止,回复周礼所倡导的礼之内在精神和道德情感,最终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理性的仁爱,使社会走向有序与和谐.通过与时俱进的发展,"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仍能为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建设和人类全球伦理的建立提供有益借鉴.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重新认识道德与理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再度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的破题则指向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因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把实践理性排斥到了边缘,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中缺失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几乎处处都存在着反伦理的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伦理的行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甚至发明了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反伦理概念。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作用潜滋暗长的状况,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哲学家对道德需求、道德功能及其实际表现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我们认为,关于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去认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将不再仅仅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而是会自觉地建构道德生活形态。因而,理性与道德融合的境界也就到来的,以往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讨论也都将失去意义。     

道德根基:主体与天命之间——现代性视域下的孟子道德哲学

在道德根基问题上,西方现代性道德与后现代道德皆陷入各自的危机之中,前者依于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将道德奠基在主体之中,以伦理的普遍性规范取代道德并进而遮蔽了道德;后现代道德解构了现代性道德关于伦理的合法性论争,在尝试还原道德本真的同时又陷入了道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之中。孟子的道德哲学通过"尽心"、"知性"和"知天"的三个层次,将道德奠基在主体与天命之间,有效地避免了西方道德哲学的双重危机。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本心”与“善良意志”——陆九渊与康德的伦理思想之比较

关于何谓"善"的看法,陆九渊和康德都认为人心中存有先天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在如何发现先天的道德意识方面,陆九渊提出要"剥落物欲"以"发明本心",与康德通过排除一切经验的质料来得到"定言命令"的想法一致。这种相似性为二者的比较和对话提供了可能。以康德为镜,可以发现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及其所继承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存在某种局限,以及由之而来的理论困境。     

论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

君子与小人之辨是王船山道德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船山从根本上延续了儒家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价值立场,认为君子与小人之别乃"质"之差异,是由内在的精神气质迥异而造成的根本差别,而不是表面文章使然。与此同时,船山对二者关系从人生志趣、中庸之道、慎独精神以及敬畏感等层面的不同进行了具体分判,并将这种关系寄寓于历史中进行品评。王船山的君子与小人之辨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色彩,却也潜在着"刚性"划分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道德境界的拓展与觉解之基础探析

冯友兰的四境界说是传统文化从道德的角度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分层探索的典型代表。与人生的四境界同理,道德发展同样可以对应为四个阶段,且人生四境界与道德发展四阶段之间存在诸多共通与可借鉴比较之处。在从功利境界提升到道德境界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觉解基础,是"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的这个"利"还是社会利益的"义"?两者各有其合理性。而对道德由人向天地境界拓展过程出现问题的思考,为此为"义利之辨"的解答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关于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之评析

中国古代及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传统。对中国古代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思想进行评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传统的调整与整合——评殷海光的道德重建论

殷海光的道德调整论,主张对儒家伦理持辩证分析,批判礼教的宗法专制主义,阐扬儒家的仁道理想。他关于道德原理恒定、具体德目变化的观点,超越了"除旧布新"的进化论观点,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常变交织的辩证过程。殷海光不赞同儒学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五四"命题,认为传统道德的伟大遗产可以和现代性并存不悖。他的整合儒家仁义、基督博爱、佛教慈悲与民主、科学的道德重建方案,超越了"五四""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式,而熔中西古今于一炉。此一"穆小姐"(道德)和"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结合,填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道德真空。     

论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超越——以代价理论为环扣

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启蒙以降"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思想议题,唯物史观的建立为这一议题打开了新的视域,而代价理论的引入则使其得到进一步厘清。就道德演进而言,如果说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基础"与"上层"的二分法决定了道德演进与社会进步一样,也呈现为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那么代价的存在则让此二者以一种"经验化"的方式嵌套在一起,而在这个结构中,代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二者共享的环扣。就代价自身而言,它不再是卢梭文明与道德二者选其一的消极选择,或康德、黑格尔先验本体式的神秘引导,而是进步自身逻辑链条中的一环,并与后者辩证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社会进步学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有效解决了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中的代价问题,因而也弥合了启蒙哲学家关于"文明与道德悖反"的思想张力。就此而言,马克思对启蒙哲学家实现了超越。     

信仰与德性——再论宗教信仰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本文从目前人们比较关心、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几个方面分析探究了宗教信仰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宗教是否是道德的来源、基础、保证等,即所谓的"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否"信仰宗教,道德就高尚"的问题;宗教与道德是否"不可分解"的问题.     

自由:道德的本质--兼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审视当代德育中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而道德是人为的、为人的、由人的,因而自由也构成了道德的本质。另外从马克思关于"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的论述,也能体味到道德的自由本性。作为道德本质的自由有三重涵义:其一,选择自主性;其二,"实践"性;其三,"解放"性。从道德的自由本质出发审视当代德育,从中会发现其存在的诸多问题。     

“卖文”与“治印”:20世纪40年代文人学者谋生方式的道德之辨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解聘刘文典"构成了西南联大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并被后来的研究者解读为关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评判。本文基于对于这一是非鲜明的价值判断的质疑,从文学、文化、道德的多重角度辨析40年代知识者的两种谋生方式——"卖文"与"治印"的品质高下认定,澄清其中包含的诸多含混暧昧成分以及被后来者不断追加的历史意义。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自由”观念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中西会通

"自由"观念是中西思想关注的主题。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观念以及传统"自由"观念有何特点的讨论不绝如缕。通过反复辩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有关于"自由"的丰富论述,但传统思想中的"自由"主要是"道德自由",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以及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由必须建基于个体的内在自由,自由具有历史与文化属性,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的论断,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