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秩序展演的凤村年俗

作为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的民俗信仰,与村民的年节生活有一种深层联系.凤村年俗形成的诸多文化现象,实际上印证着民俗信仰已融入了某种神圣的秩序,以致村落年节生活成为神圣秩序的展演.年节习俗对神灵和祖先的仪式是重复的过程,这种记忆一直延续到现在,一脉相承.     

变迁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村落仪式民俗——以布依族“报笨”为例

社会转型与变迁成为村落生存的外部环境诊断意味着村落后乡土特征的呈现,这促使村落以内部结构调整与文化变迁来消解来自外部环境之不一致带来的不适。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特殊性将村落与民俗二者绑定为一体,仪式民俗的展演是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实践结果。"报笨"作为布依族重要的仪式民俗,面对其社会空间变迁所呈现的式微值得关注。面对布依族村落后乡土时代背景下"报笨"民俗传承的困境,"报笨"民俗在村落变迁中呈现消逝和融合之外,亦可探讨其他可能性出路。     

仪式与秩序建构——对青海省互助县土族村落背经转山的民族学考察

背经转山是土族聚居区的传统仪式,其功能主要是农田祭祀与管理。在仪式中,多元信仰和民间组织的互动,建构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村落、村落与村落之间内生的秩序。这种由传统资源建构的内生性秩序,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故乡的原风景：村落人类学（之一）

村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及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载体。中国村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源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虽然传统上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也以一个社区或一个村庄为研究区域,具体到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当下我国西南省份的传统村落已纳入到住建部等部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民族地区特色村寨已纳入省级保护绿色发展道路之背景下,对村落的研究就有了特殊意义:其核心是保护传统文化,根本是保护人。为此,本研究立足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基于社会人类学与新近之文化熵和弗兰肯斯坦鹰理论,论证中国西南所赋予村落人类学研究的区域性、必要性与独特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富宁蓝靛瑶丧葬仪式及村落共同体维系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由人口外流引起的村落共同体凋敝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村落渐渐变成“空心村”“留守村”,但也有一些民族村落依然保留着较好的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关系,这些村落的民族文化及礼仪习俗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通过传统特色民族文化方式一直维持了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富宁安兰村蓝靛瑶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表明,民间传统丧葬仪式具有强化村落共同体集体记忆,连接社会亲属关系网络以及维护村落共同体社会秩序的功能,其蕴含的家先观念同样也阐释了关于神圣与世俗两个境界的情景交融互动及村落共同体维系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多维度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韩国东海岸别神祭的民俗学解读

韩国东海岸别神祭是渔民定期向村落保护神祈求捕鱼丰收和出海平安的集体性祭祀仪式。它由"告知—迎神—娱神—送神"四个环节构成,其中,"告知"环节由渔民选出的祭官负责,其余三个环节由受邀而来的世袭巫集团以巫歌表演的方式完成。12首巫歌表演分别对应拜请的12类神灵,神灵们彼此职能独立、地位平等,折射出韩国巫俗的"并立神观"。东海岸别神祭既发挥着驱邪祈福的宗教功能,又衍生出增强村落共同体凝聚力的社会功能,同时担负起传承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文化功能。     

阿拉善地区阿拉善·额曾信仰探源

本文在阿拉善地区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探析阿拉善信仰的根源。阿拉善蒙古人是卫拉特蒙古诸部离开故土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后逐渐融合形成的,阿拉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本文通过追溯阿拉善信仰的形成以及分析阿拉善祭祀表现形式中的特点,呈现了阿拉善蒙古人精神世界的根底。阿拉善信仰中融入了两种信仰文化,即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换言之,阿拉善信仰传承了先祖的知性,保留着萨满教崇拜的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等信仰的中心思想,同时结合了藏传佛教的表现形式。阿拉善信仰继承了蒙古乃至阿尔泰诸族信仰的内涵;佛教在阿拉善信仰中作为中介联系了信仰对象和民众,接茬发挥了原有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特色,进而在祭祀中起到沟通神界与凡界的作用。     

从相遇到相融：红河南岸多民族共同体实践

红河南岸彝族与哈尼族在交往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通过建构族际间仪式共同体方式,实现了两族“相遇到相融”的社会整合。红河南岸绿春三猛乡哈德村寨神、寨神林是彝族与哈尼族所共有,也是彝族与哈尼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更是哈德村的村寨共同体实践的物质基础、情感基石。寨神是哈德村全体村民共同的建寨始祖与图腾崇拜对象,是他们图腾信仰的基础。而寨神、寨神林物权、产权归哈德村民共有,主要表现于哈德村所有村民对祭祀寨神仪式活动具有同等参与权、仪式祭品的分享权、共同分享寨神灵力以及保护寨神林的日常化职责等。通过庄严而肃穆的仪式共餐与热闹的“流动的宴席”互享,维持着哈德村村落共同体。     

浅析青海汉族的神灵崇拜

神灵崇拜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存在于今天,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在青海东部汉族集居的地区,崇拜神灵这一精神民俗渗透到生产、生活、娱乐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存。青海汉族神灵崇拜虽源于中原文化,但也受地方原始宗教的影响,虽无完整意义上的教义与宗教组织,但神灵崇拜体系比较庞杂,一些祭神活动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就决定了青海汉族神灵崇拜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而神灵崇拜与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湖南少数民族神灵信仰与社会和谐关系研究

湖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有着鲜明的特征。这些神灵信仰对于少数民族的观念意识、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神灵信仰还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影响社会安宁的双重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进为重,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引导神灵信仰与社会和谐共进。     

青海省互助县唐日台村龙王信仰调查报告

龙王信仰是传承较为久远、分布非常广泛的民间信仰。历来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但大都是从文献典籍出发,探讨龙王的有关传说及龙王与佛、道二教的关系。本文通过实地田野作业,对当地民间龙王信仰的内容及相关民俗活动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唐日台村龙王信仰作为地方及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活态民俗事项,是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而展开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信仰活动。     

仪式、权力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

海村是中越边境线附近的一个京族村落,当地人世代以捕鱼为生。哈节是海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而哈节仪式则是当地人建构其族群认同的主要方式和途径。1949年以来,随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渗透,海村哈节仪式的程序、内容和当地人之于哈节的期待,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转型中的康区藏族村寨--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考察报告

本文作者考察了四川藏区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发现历史上这一康区藏族村寨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单元 ,单元内生态资源互补、劳力合作、经济互助、婚姻内部流动 ,并曾在外力的影响下不断地进行过变革与调适。现今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系列工程的实施又将打破这个传统经济单元或文化圈子 ,把小圈子纳入到更大的圈子里 ,莫洛人在困惑与希望中不断地调适自己 ,寻找出路     

关于徐家寨村石刻佛像的民族学解读

湟中县徐家寨村石刻佛像,反映了汉、藏民族信仰的包容和融合,是青海多民族历史和文化交融的印痕,见证了塔尔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信仰涵化,体现了不同民族在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碰撞的过程中,信仰上包容多元,形成和而不同甚至趋于交汇、融合的局面.     

土族村落的空间结构及土族的空间观

村落景观是文化观念的物化表现,它受到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本文对土族村落空间结构从村落与村落之间、村落内部、庄廓及其内部三个层次进行分析,最后讨论了村落的同心圆结构。村落空间结构存在的一定意象可以让我们用与其相对应的“语言”来进行解读。     

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研究——基于扎囊县德吉新村与民主村的比较分析

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对西藏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仍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仍比较薄弱.通过西藏扎囊县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主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对比考察可见政府通过扶贫综合开发建设,在改善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效.然后紧密结合西藏农牧区发展实际,发现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习和借鉴成都等地村级公共服务改革实践经验,对创新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提升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有一定借鉴意义.     

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的并存及互通 --西双版纳三村调查

本文以西双版纳的三个自然村为田野调查点,通过不同的个案介绍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在仪式上的并存及互通,并认为这是宗教生活世俗化的一个新特征。     

国家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重组——裕固族大草滩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2003年云南大学对裕固族大草滩村做的调查资料,运用农村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裕固族大草滩村的现有行政体系入手,探讨文化网络内部的历史、民族因素,及其更细微的象征符号。以此,进一步分析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探索国家政权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方式和途径。     

三种权力体系冲突下的村庄——宁夏海原县山门村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从福柯的权力 -知识理论概念出发 ,对影响宁夏海原县山门村的三种权力体系 (国家权力体系、宗教权力体系、市场权力体系 )进行了分析。三种权力体系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山门村村民以及三者之间的冲突 ,共同创造了山门村当前的情境     

仪式嬗变与妇女角色——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苦扎扎"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在连续三年对箐口村哈尼族的"苦扎扎"(六月节)仪式的观察基础上,描述了该项仪式的基本内容及其变迁,认为"苦扎扎"仪式在表达祈福消灾意愿时,特别强调社区中个人的生活目的及生存意义必须与有意义的神圣秩序系统相联系.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妇女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变化,已在改变着仪式的某些内容和意义.文章认为,神圣与世俗及社会性别等方面的界限确定及变化都是制度文化建构的结果.制度文化在规约社会行为的同时也为人们在其间能动地进行创造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