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

费孝通先生一生与民族研究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本文主要从费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工作梳理他的民族研究脉络。费先生在清华开始学习人类学专业,随后开展广西大瑶山调查,1938年留学归国后在云南继续开展农村调查,介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建国后参与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改革开放后遍访少数民族地区,思考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国民族史和今后的民族关系发展提出了一个宏观理论框架,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探索和心路演进,为我们今后的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卢露《从桂省到壮乡》一书序言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

20世纪50年代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但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确认或恢复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W4、人口的3％（1964年统计数）,因而不能认为“56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以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例,其开展的族别调查是配合民族语文创制而展开。云南民族分布以北纬24。为南北界线、东经99。与东经104。为东西界线划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和瓦崩语支的民族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是这些界线内非该语支民族或界线外的民族。僳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族别调查过程表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并非识别产生。20世纪50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实践——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但未能摆脱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根据中国的实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灵活运用,提出"名从主人"的识别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实践.在民族识别、确定中国有56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重大突破.2005年中央关于民族定义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影响研究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展开的民族识别中,它成为了识别族群身份、划分族群族属的重要标准。但是,现在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中国土族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群体身份蜕变,即从"土人"到"土族"的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获得与转换。本文基于文献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对于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加以尝试性分析,试图还原土族被识别的历史真相。     

关于全省民族工作调查的几个有关问题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把我省民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展全省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全面调查。这次调查是省委、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的，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省直有关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积极参加这次调查，这是对我省民族工作的有力支持。为了把这次调查搞好，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下面就我省民族工作基本情况、民族政策法规主要内容及与调查有关的几个问题，向大家作一简要介绍和说明。一、关于我省少数民族及民族工…     

对20世纪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大民族定义的简要评析

汉文"民族"一词自19世纪末开始出现并广泛使用,而中国学术界对"民族"认识的深化,在20世纪也经历了由梁启超介绍布伦奇里的民族定义到孙中山提出自己的民族定义,再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的过程.而最终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定义的表述.布伦奇里(Bluntcchli,Johann Kaspar)的定义,经粱启超翻译介绍并充实,具有强调民族过程重视民族起源的特点,但将肢体形状当作民族要素,并把没有文字的民族排除在外却是其定义的谬论.孙中山的定义,与其三民主义的学说密不可分,但其民族形成"五种力"学说,当为解释异源同流的复合民族即"国族"形成过程,不应理解成为单一民族的特征和构成要素.斯大林的定义在中国影响最广,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在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却不能生搬硬套,故中国的民族识别实际上突破了斯大林定义的局限,克服了其定义的缺陷.费孝通解读的"共同心理素质"实为"民族心理认同"而并非斯大林所说的"民族性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学术界质疑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学术争论,并非完全受前苏联和西方的影响和冲击,而是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中,理论和现实相悖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并坚持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话语权.     

民族知识体系建构的民国源流

20世纪20年代中至40年代末,先后四代民族学者投身于少数民族研究,他们引入现代民族学研究手段,建立现代民族观念,在廓清民族称谓、界定民族关系、划定民族范围并探索民族自治制度方面做出了卓有成就的工作,为民族学中国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治理念的实践与民国时期的成就密不可分,其体现出的中国化自信可以在民国时期民族研究源流中得到解答。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概述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因此,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政府主导阶段的民族识别主要是在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在民族识别的依据坚持了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的原则,而且日益向后者倾斜。而学术探讨阶段首先对之前西南地我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族群认同问题,并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观点进行回应与讨论。西南民族识别的研究未来还需在理论评价、族属遗留、“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在我国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等等.     

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政策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是构成我国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本民族或民族社会的政治事务;二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少数民族政治政策通过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对各民族平等政治权利的具体规定,通过各民族自治管理形式的制度安排,以及在各领域内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贯彻执行,来系统地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权利、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目标。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本文从加强自治机关的建设、充分行使自治权、认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等方面论述了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作用。     

民族自治地方服务型政府内涵及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功能的重要体现,要求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执行主体角色的转换,转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转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建设"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制度供给和财力保障是民族自治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两个关键变量.在现阶段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遵循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等原则的指导,建设"项目导向型"政府,实行基本公共物品的项目式供给,是民族自治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行途径.     

试论马援对古代民族地区的贡献

本文根据史实客观地论述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古代民族地区的重要建树:治陇6年,镇抚边众,开渠引水,郡中乐业,开创了安抚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并与之和睦相处的羁縻政策,为后世封建民族羁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经略岭南3年,百越民众“奉行马将军故事”,马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法律形式巩固自己斗争成果的将军,有力地推动了岭南百越地区郡县制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岭南地区社会进步和民族和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突"理论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

本文指出,"东突厥斯坦"是殖民主义者为了分裂、肢解中国而提出的政治概念,它既不是民族体概念,也不是民族学概念,与历史上存在过的突厥族和东突厥完全是两个概念.历史上,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完全停止过.新疆的历史是由诸多民族和当代民族共同创造的.所谓"东突厥斯坦"理论,违背了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生态环境与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

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 ,探讨了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明清时期 ,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主要表现出渔猎经济与粗放农业的内容与特色 ,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 ,常常不得不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环境的变迁 ,其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了一定的原始性与落后性 ,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也正是如此。对于如何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与农业开发的关系 ,本文作了新的探索     

试论清王朝对西北"外藩"民族的羁縻笼络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后,将归附的少数民族分为“内藩”和“外藩”两部分,对后者,清朝实行了与内地少数民族截然不同的羁縻笼络政策,主要包括强调和保持中亚藩属各部与清朝的藩属关系;不设官置守,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不介入各部之间的纷争;实行贡赐性质的绢马贸易几个方面。在清初,这些政策加强了双方联系,维护了边疆安宁。但在清朝后期,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最终给沙皇俄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换来了丧失疆土的恶果。     

民族乡政府管理职能建设探析

民族乡是在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地方建立的乡级行政区域,是国家保障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一种重要政策措施,也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无论是在散杂居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中,还是在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安宁等方面,民族乡政府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民族乡政府的管理职能也应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完善.本文在分析民族乡政府行政环境和管理职能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民族乡的实际以及当前国内外政府管理改革的趋势,对民族乡政府管理职能的改革和定位进行了探讨.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