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古代怀乡诗繁富成因初探

在卷帙浩繁的古典诗歌中,以抒发怀乡感慨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怀乡诗句,如“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邶风·击鼓》)、“王事靡,维嗣我日”(《小雅·杕杜》)。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及以后各代的民间歌谣中,这类怀乡诗也是屡见不鲜,如汉乐府中的《悲歌》、《古歌》,北朝乐府中的《紫骝马歌》、《琅琊王歌》等等。在文人诗作中,怀乡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如《离骚》中有“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之语,     

古代巴楚《竹枝》的歌声形态

从入乐的角度来说,＂竹枝词＂创作原本就是古代巴楚《竹枝》乐歌的歌辞记录。在歌声形态方面,古代巴楚《竹枝》乐歌于传唱过程中就出现过单曲短歌、由若干单曲连缀而成的联章之歌、由若干单曲连缀且具备＂艳＂、＂解＂的联章之歌等几种主要的类型,而这些歌声形态都对《竹枝》歌辞文本形式的定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巾舞歌辞》研究方法辨析

《巾舞歌辞》的文辞自东晋以来即不复可辨,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其中逯钦立、杨公骥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逯钦立先生以道曲曲谱为破解《巾舞歌辞》的模本,将“声曲折”与道曲之谱相联系,以析出《巾舞歌辞》中的声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释读.杨公骥先生以提取“标记动作的记号”为基本出发点,不仅区分了主要唱词和衬字,更指明了《巾舞歌辞》所包含的“舞蹈动作”、“舞台提示字”和“角色标识字”等成分.逯钦立与杨公骥先生《巾舞歌辞》校本的差异,及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反映出各自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方法上来说,逯钦立先生没有认识到,《巾舞歌辞》中除唱词和声字外,还包含有标示舞蹈动作的科范字等其他成分.杨公骥先生校本中校为科范字和其他舞台指示字的内容,在逯钦立先生校本中被作唱词或声字处理,这是造成逯校文本句读不通的根本原因.由于《巾舞歌辞》是戏剧科议本而非单纯的曲唱本,所以仅仅剔出其声字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仪式沿革视域下曹魏郊庙乐舞歌辞考论

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乐歌传统与《诗经》的文体特征

《诗经》是一部具有多种实用功能的乐歌,其艺术成就不是依赖以述说为主要形式的诗,而是依赖以歌唱为主要形式的歌来实现的。因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种类的乐歌,所以才有了三种不同的诗体;正因为《诗经》是乐歌,所以古老乐歌形成的套语与曲式传统就直接左右了《诗经》的语言。从乐歌传统入手,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经》的文体特征,也有可能对中国古典诗学法则及阐释传统进行补充和修正。     

略论《诗经》乐歌的生产、消费与配乐问题

作为周代朝廷<乐歌>的诗经是在寄食制的生产、特权式消费为主,自娱式的生产与消费为辅这样两种生产与消费方式的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诗经>乐歌的诗乐相配或由专职艺术家加工;或为了周王朝的宗教礼仪活动而由贵族和专职艺术家制作;或是由专职艺术家独立完成;<诗经>乐歌配乐的过程有四:一是词、乐均为新制,同时产生;二是词、乐均为旧制,经过整理编定;三是先有歌辞,后有音乐;四是先有音乐,后有歌辞.     

沈约《宋书·乐志》与梁代雅乐歌辞创制

梁代雅乐的改革创新在中国礼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沈约的《宋书·乐志》与他创作的梁代雅乐歌辞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沈约的雅乐理论重复古雅正,也重当代"时事",主张"远考经籍,近采故事",体现了雅乐创制中古、今与雅、俗的多重诉求,认为汉武帝的雅乐歌辞就反映了多重诉求的失调。在实践中,沈约通过对郊祀歌辞雅正复古,而燕飨歌辞和乐创新这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处理方式,平衡了"礼"与"情"、礼乐典章规范与文学审美的多重诉求,是当时经学复古要求与文学新变思潮一起作用下的创新尝试。     

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

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对文本传播中的多种可能性的考辨为立论基础,"古诗"类早期文人五言诗主要应为宫廷乐府的清商乐歌辞,它们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总数超过59首。由于多为宴会即席创作,它们有创作中显共性和传播中具变动性两大特点。因此在分析文本时应有充分考虑,同时亦应注意分辨歌辞、本辞。对《乐府诗集》所载奏乐时代情况的考证,说明了一向所说的汉民间乐府诗作如《陌上桑》等确非两汉乐府诗。     

思君惆怅几时兮,所愿君恩不得闲 ——屈原文学对朝鲜朝"恋君歌辞"的影响

歌辞是朝鲜朝时期用朝鲜文创作的诗歌体裁,具备表达屈原文学中复杂情感的客观条件.曹伟的《万愤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文学特点.之后郑澈的前后"美人曲"进一步把"恋君歌辞"的文学性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尤其是作者郑澈既将屈原文学的影响内化于作品之中,又凸显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屈原的诗歌文学是歌辞文学中失意文人倾吐愤慨的代名词,对于士大夫歌辞中"恋君"歌辞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与流布

南北朝乐府歌辞在中国古代民歌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论文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意在探讨其各自的源流及在当时的活跃状况。北朝乐府数量较少且音乐承袭前朝，乐器多为中原特色，歌辞基本为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创作；南朝乐府数量繁多，皆由民间徒歌披之管弦进而发展成熟，吴歌、西曲从其发生地吴越和荆楚扩展至朝廷上下。南北朝乐府因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影响深远。     

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辨证

《郊祀歌》十九章是汉武帝时期创作的一组重要朝廷乐歌,但其作者是谁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文章在对众说详细辨析基础上,认为《郊祀歌》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汉武帝创作了其中的五章颂瑞诗。汉武帝不仅是《郊祀歌》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一名重要的作者。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读《乐记》与《季札观乐》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艺术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极为丰富的优秀遗产。古代典籍的记载和出土的实物都证明,早在商、周时代,我国的音乐艺术已有高度的发展。以后又出现了系统总结乐舞艺术的理论和著作。二千五百年前的三百零五篇《诗经》,就是周代乐歌的歌辞。由于古代没有记谱     

乐府歌辞《采莲曲》文学审美意蕴脞说

乐府歌辞<采莲曲>虽然属"清商曲辞",但并非"喧丑之制",而是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采莲曲>的文学审美意蕴,不仅在于其充满了浓郁的劳动气息,呈现了凝结着丰厚吴越地域历史文化底蕴的"越女"形象,而且还在于其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以及多种情感审美类型.<采莲曲>是乐府歌辞中的清新一曲.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赤岸”地理考补

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云:"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其"赤岸"之地理考释,前人要么以实地论,认为其地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东南赤岸山,或在今甘肃临夏黄河南崖,刘家峡水库建成后没入库区(宋开玉:《杜诗释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的演唱及其文化功能

仪式歌辞、娱乐歌辞的演唱传播与其特定的文化功能息息相关:一方面,歌辞特定的生存状态决定着歌辞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歌辞的文化功能又反过来影响歌辞的生存状态、传播方式,进而影响文人歌辞创作的内容、体式和整体风格.     

《文心雕龙》乐府篇的校勘与辞乐的损益方法

损益修改方法是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之一,《文心雕龙》的乐府篇记载李延年与乐府损益古辞的关系。但自从黄侃提出当为左延年、否定李延年的看法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黄侃的学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的说法更为可靠,此说不只是有版本依据,也有李延年曾经损益歌辞的文献依据。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又关系到乐府损益歌辞与旋律的入乐方式及其起源,对乐府音乐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乐府的损益修改方法并非只是损益歌辞,损益修改音乐旋律也是一部分,《文心雕龙》的记载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