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金太军（江苏省委党校管理教研室）“以吏为师”是我国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项有效手段和重要统治术，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确立、巩固，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强化，都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以吏...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金太军“以吏为师”是我国封建统治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项有效手段和重要统治术，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巩固，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强化，都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以吏为师”本是先秦法家的一...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试论秦之“吏师”制度

吏师制度是以政府官吏承担教师职责的制度。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继续奉行法教路线，遂将其推行于全国。秦国实行吏师制，其原因是思想传统和政治需要，而内容主要表现为社会教化和学吏教育两种形式。从教育制度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吏为师”与东方诸国私学昌盛的历史局面相比，是复古的，倒退的，逆历史潮流的。但是，从秦国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则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     

王船山行政思想试探——严以治吏 宽以养民

王船山对我国古代传统行政文化的建设和改造，发表了不少卓越的见解。本文只拟对他关于治吏治民方面的论述试作粗浅的探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应当如何治吏?如何治民?这是历代君主在行政过程中必须处理的两个重点问题。《左传》记载郑国子大叔攻杀“萑付之盗”时，言及孔子曾经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自是以后，“宽猛相济”原则，便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民信条。司马光更誉之为“不易之常道”(2)。到了明末清初，针对这一信条，王船山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第一，他…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

在三国之吴国，吏是封建政府控制，身份地位低下，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他们耕种“限田”，缴纳“限米”，又佃种零星国有土地——“二年常限”田等，缴纳“税米”或“租米”。二者是有区别的。诸吏身份地位低下，并在律令中有所体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目前所见到的走马楼若干简牍，特别是《田家》中州吏在嘉禾四年、嘉禾五年间“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亩租额的变化，恰恰向人们展示了诸吏特别是州吏身份地位低落的一个重要环节。     

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

左宗棠吏治思想述论孙占元吏治，指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成绩。晚清著名政治家左宗棠讲求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吏治务求予以整饬，并通过“察吏”来革庸奖循；二是主张以“训吏”和“恤吏”来提倡为官之道。－、整饬吏事与“察吏”吏治的好坏，关系到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     

法与特权

特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封建所有制经济的必然反映。封建制的法,就是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巩固封建经济基础,保护地主阶级利益、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封建制的法有极其鲜明的等级特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礼”就是等级名分,“刑”就是刑罚惩罚。“刑”只适用于没有任何权利的“民”即奴隶和农民,“礼”只适用于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有人触犯刑律,则享有不受惩罚的各种特权,如“八议”,如“请”、“减”、“赎”,如“当官”等等,皇亲贵族和各级官吏及其亲属犯罪,或赦免、或减刑,或以官职当罪,或用钱赎罪、降级或革职。仅“赎”一条,就坑害了无数赤贫和少地的农民。贪官恶吏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农民只有呼天抡地,     

论我国古代以法治吏的几个问题

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比较重视用法律手段整顿官僚制度,并积累了比较系统的经验。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是世界上最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并保证各级官吏尽职尽责的文官制度之一。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我国古代以法治吏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先进的现代文官制度。今天,我们借鉴中国古代以法治吏的经验,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以法治吏”。     

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文化意蕴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是一个典型的“帝王师”形象。其中，寄托了封建时代士人的政治理想，也间接反映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曲折演变。“帝王师”的观念，肇端于孟子，昌大于汉儒。然到汉儒，实已碰壁，只不过托诸空言而已。随封建君权之日重，后世儒生只能将这一梦想寄于诗文稗曲之中。《三国演义》即为最典型的作品，由此而形成了以“帝王师”为主要特点的“诸葛范型”，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浅议中国封建制法律对贪赃罪的惩治

贪赃枉法,藉权行私,循胥朋比,图取货赂是封建官吏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上较有头脑的君主和政治家鉴于官吏贪滥酿致政治腐败,民心离散,政权覆亡之祸,均试图立法治吏,兴廉去贪,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本文以唐、明律为主就贪赃罪的惩治问题略作剖析。 一 中国封建制法律所说的“赃”,泛指用贪污、受贿、馈送、盗窃和其他非法手段所得的财物。西晋律学家张斐注《泰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官吏贪货利之财者,谓之贪赃。从狭义上讲,贪赃亦称“受(目求)”,“受财”。“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玉裁注云:“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目求)。”即指受贿、行贿而言。 《唐律》首次把“盗”和“赃”并列,提出了“六赃”的规定。《唐律·杂律》云:“赃罪正名,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明律》为监守盗、常人盗、枉法、不枉法、窃盗、坐赃。 根据唐、明律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吏的贪赃行为分为如下四类。     

试析董仲舒的和谐思想

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以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和保持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为政治理想,苦苦寻觅君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基本方针和治国方略,力图找到“致治”和“长治”之途,提出了以“大一统”为前提条件,“以德治天下”为主要体现,以“礼制”为根本保证等内容构成的和谐思想,以期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领域消除不和谐的风险源,建立稳定、协调、有序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谐社会。     

论后金时期的“巴克什”群体

“巴克什”是后金时期对女真族文人的称呼 ,分为一般低级文职役吏和“赐号”贵族高官两种 ,他们共同构成了后金时期的女真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中前者管理钱粮账目 ,记录文案档册 ,教授文化知识 ;后者创制满文 ,翻译汉文典籍 ,通使往来。他们对后金 (清 )政权的巩固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法治”的理论困境透析——以睡虎地秦简《语书》、《为吏之道》为中心

本论以对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吏品行、才干和政治态度三方面要求的分析入手,结合秦政"以吏为师"的制度,指出其对"吏"的要求,反映出秦国通过一准于法和"以吏为师"实现其"法治"的政治思路。进而,从理论上剖析了秦国"法治"的面貌及其思想进路,说明了通过"律制"对礼、俗、法等不同层次规范的整合,秦尝试订立一套划一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秩序样板,并通过作为其政治终端的"吏"的塑造,完成其政治构想在民间的落实。最后,通过对《语书》做个案研究式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上述"法治"思路与法令繁密、吏治酷烈以及地方抵制强烈等不利局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     

试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咸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官贪吏虐，政治黑暗看作是“致乱之源”，从而一方面极力主张“严以驭吏”，“肃清官吏之路”；另一方面也主张“宽以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郭氏后期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关于“任子”

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是少数封建官僚的一种特权。《汉仪注》记曰:“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那时依恃父兄之特权而为官者甚为普遍。比如苏武以父任为郎,董贤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萧育以父任为太子     

“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二〕——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尊孔与反尊孔斗爭民国初年的反动复古思潮,是圍繞着“尊孔”问题提起的,它是政治复辟阴謀的前哨战。毛澤东同志指出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外,“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济的东西。凡属主張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他們死抱着以孔子为依归的儒家学說不放,想把半封建文化恢复到原先的统治地位,为封建政治、封建经济服务。当然这种半封建文化又是和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相互依存的。辛亥革命前夜的思想战线,对集中体現封建傅统文化的偶象——孔子,有过一些非議,但却沒有給予有力的抨击。如章太炎引用日本人远藤隆吉的話:“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要算是最尖锐的了。他們虽然反对“孔教”,却采取了保留态度,陈天华認为“如謂宗教必不可无,則无宁仍尊     

张汤新议

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武帝时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人,由“刀笔吏”到“致位三公”(《汉书·张汤传》,以下凡不注皆引此),以“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和“痛绳以罪”而震慴一时。自司马迁《史记》把张汤纳入《酷吏列传》以来,封建文人对张汤的评价,多半是毁骂加鞭挞,把他称为“酷吏”、“酷吏之魁”。例如明朝李贽在《藏书》内,不仅把张汤列在《贼臣传·残贼》一节,还大骂张汤是“坏尽”的“猾贼”,“害天下不小”(见《史纲评要》174页)。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大体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已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土流文化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填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已经确立的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的转型时期。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