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论柏格森哲学

论柏格森哲学黄颂杰“五四”时期，柏格森哲学和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同是流传到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派别。１９１９年梁启超在巴黎会见过柏格森，对他深表钦佩，梁所组织的尚学会翻译了柏氏的三本主要著作。陈立夫的“唯心论”、梁漱溟的新儒学都吸取了柏格森的生命哲...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视角——《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视角——《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陈耀彬方法论问题右来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中国哲学史上对“方法”有过不少探讨，如孔子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思并重的思想方法，墨子坚持“以众子耳目之实...     

学院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的探究,是以辨析和确认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为前提的。而中国哲学史的现实存在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根本上既不是道统的传承和道统的现代复活,也不在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谱系的客观理解和如实叙述。在以此为目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对西方哲学实施彻底的现象学“加括号”程序,或者说,完全排除西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但西方哲学的思想、概念和框架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把“尺子”;不过,把西方哲学作为“镜子”和“窗子”,对于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却可能是有益的和富有启发性的。     

思想表达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三跃迁”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从“西学东渐”向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哲学史就是哲学”向“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再向“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三种理论形态的跃迁.按照这种跃迁方式的理解即是将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加诸动态的分析,突出强调认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立足点,即以事实的梳理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发展的内在根源;清晰地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合理逻辑机理;推动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正> 由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0多个单位发起的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2月25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8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播历程)、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对中国的影响、当代新儒学、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现状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的同志认为可以     

梁漱溟与柏格森哲学(上)

梁漱溟思想和柏格森哲学的关系,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批判梁漱溟”运动中多有人论述。其时,人多以为梁漱溟属柏格森一派的唯意志论。三十年过去了,这种印象仍未消除。吕希晨所著《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亦从此种角度出发分析梁漱溟的哲学。虽然这些论述都有偏颇之处,但梁漱溟思想和柏格森哲学有关系已为学术界许多人认定的结论。连梁漱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朝话》一书的《中西学术之不同》一文中他说过:“中国儒家、西洋生命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与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道佛三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是迥然不同、大异其趣的。西方哲学同近现代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自然科学是以外在于人的物质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哲学则以人自身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以生命为中心，注重人生、注重修持和体验。现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是中国哲学在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之一在于对中西哲学的融通、会通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时代，给我国各方面予深刻影响的不…     

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全面地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列宁虽然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充分肯定了他的系统思想。正是这样,我们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陶济同志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中,主张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探求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由于他夸大了哲学这一具体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单纯地理解为思想史或哲学史和逻辑范畴发展之间的一致,从而既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现实、和其它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忽视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层次关系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片面的、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不确之处,诚望陶济同志和其他同志赐教。     

法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法国表现得特别突出。法国哲学的这种转型出现最早,但与陈旧的宗教神学密切相关的前理性时代的唯灵论、折衷主义等思潮也曾一度成了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法国哲学现代转型中最具影响的哲学家是孔德和柏格森。孔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流派的创始人;柏格森则是由揭示人的生命(意志、生存)的性质和意义进而提示人的历史和文化以至整个世界的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生命冲动说和直觉主义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柏格森创造观述评

二十世纪初,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创作进化论》等著作及其宣扬的生命哲学曾轰动一时。“柏格森热”早消失了,但没有失去哲学史上的影响。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在现代哲学的反理性主义思潮中,最引人注意和最有声望的是柏格森。这并不言过其实。然而多少年来,国内很少有人对他作过专门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哲学一词的中文定型与中国现代哲学地图的形成——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缘起和定型研究之一

西方的philosophy在西学东渐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进,最后以现代汉语的"哲学"一词定型,这个定型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不但体现了中国、西方、日本三方复杂的互动,而且突显了中国现代性演进中的哲学追求方式."哲学"一词定型之后,由中西交融而生的中国现代哲学,表现为三方面:新儒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方面又体现为三种功用,即西方哲学的学术追求、新儒学的生命境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用.     

柏格森与中国现代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包含了丰富的西方哲学和美学资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学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柏格森美学对个体生命的高度重视使中国现代美学在建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生命精神。他对生命、艺术、直觉的美学阐释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家、文艺家,使他们的理论呈现出生命的艺术化精神、艺术的生命创造精神和艺术的审美直觉精神。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     

柏格森哲学与“五四”进步思潮

柏格森哲学与“五四”进步思潮董德福柏格森生命哲学是“五四”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代表者。由于它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儒道之学相遥契，颇受现代新儒家等新人文主义者的青睐，并成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颉颃的保守力量的重要理论来源。因此，论者...     

中国儒学和文化精神的新阐释——读《先秦儒家哲学新探》

邹化政教授新著《先秦儒家哲学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是近年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并不仅仅是一部先秦儒家哲学史.全书共七章,包括“导论”在内可以分为四大部分.首先,为了纠正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种种误解,《新探》的长篇导论从中西比较和融合的角度,集中论述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阐明了儒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的内在一致性,以确立全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原则;其次,《新探》以对中国哲学传统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深入探讨为基础,揭示了中国古代迥异于西方的道德传统,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则——以天人关系为出发点的“人道即天道”的哲学原理;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