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

慈善公益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容,是观察不同阶层应对社会不平等所采取社会行动的有效工具。通过对2012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分析发现：2012年中国居民的慈善捐赠主要受家庭绝对收入影响,而2016年由收入比较形成的相对收入已成为家庭慈善捐赠的决定因素;在绝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家庭收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增强,而在相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则相反。研究结果为既有争议提供了理论解释,也进一步揭示了单纯改善个体绝对收入对促进慈善捐赠作用的限度,舆论引导公众进行合理的社会比较对于引导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公益性捐赠税收筹划研究

从事慈善活动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历史悠久。国家为了鼓励捐赠事业的发展,运用税收政策给予了支持和引导。纳税人在从事慈善活动的过程中,由于税收筹划效应的存在,有时反而会取得税后收入的增加。进行税收筹划,可从选择合理的捐赠方式,确定合适的捐赠金额,设立公益基金会等方面进行。     

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和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实证研究了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就业决策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具有显著的就业抑制效应,而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则具有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并且对于不同的就业类型,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和效率的影响效应具有稳健性.从不同群体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不同学历和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居民的就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从支出结构来看,教育支出比重和效率的提升均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就业概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比重的提升不利于居民就业,但其效率的提升却具有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医疗卫生支出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从就业质量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上,对于工作时间和工作自主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应从优化支出结构和提升支出效率两方面着手,切实保障民生性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有效发挥.     

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影响的分析

本文根据广东城镇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和CPI调查资料,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对广东城镇住户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看,物价上涨使城镇不同收入层次(按五等份分组,下同)居民的消费支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但低收入层次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普遍高于其他收入层次居民;从长期看,物价上涨对城镇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其中使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支出增加,而使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支出减少.但是,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影响最大,其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支出增长幅度.     

城市居民慈善意识影响因子分析及动员策略

慈善意识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慈善捐赠行为及慈善事业的发展。问卷数据的因子模型分析显示,影响城市居民慈善意识的因子主要有四个,依次是文化因子、制度因子、经济因子以及信任因子。因此,要提高居民的慈善意识,促进城市居民更多地参与慈善捐赠事业,除了有待于居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外,还必须采用加强感恩教育、完善慈善制度、加大慈善宣传力度、增强对慈善组织及制度的信任感等动员策略。     

女性董事对公司慈善捐赠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59家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近年来董事会性别构成多元化问题备受关注,女性董事在上市公司中越来越多。基于中国59家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公司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女性董事的参与对公司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女性董事长对于公司慈善捐赠水平无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长实在太少,以至于无法发挥明显作用;女性董事可分为两类,女性独立董事与公司慈善捐赠无显著相关关系,而女性非独立董事显著提升了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金融发展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长期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454%;金融机构信贷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63%;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短期由正向转为负向,教育水平冲击和金融发展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负面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文章提出了扩大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群体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借助计算机辅助问卷调查技术对辽宁省787位城市居民的慈善行为及其态度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研究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慈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口统计学各主要因素中,对居民慈善行为影响显著的依次为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家庭收入,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职业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促进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建议：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活动等。     

机构投资者、企业内部治理与慈善捐赠关系研究

通过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3年慈善捐赠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内部治理与慈善捐赠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治理良好的公司并不会倾向于多捐赠;而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慈善捐赠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水平越高;并且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从而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修正作用,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越能改善内部治理差的公司多捐赠的现象,而对内部治理较好公司的捐赠影响不大。     

政府期待、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并检验了政府对企业慈善捐赠价值效应的影响。通过政企联系纽带(政府税收)推定政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期待,研究发现,政府期待负向调节慈善捐赠价值效应,即政府期待越小时,慈善捐赠价值效应才会越明显。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在政府干预程度少的地区以及债务压力小、上一年度收益好、年龄大的企业,政府期待对慈善捐赠价值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会增强。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认识企业慈善捐赠价值效应提供了深层思考,对决策部门及企业均有重要启示。     

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分析——基于黑龙江省13个地市50个村的调研数据

本文从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视角出发,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50个村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衣户规模、心理感知、预期收入、持久性收入和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显著;失业率、暂时性收入、社保支出、消费环境、基本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不显著.     

公司慈善捐赠的税收问题研究

针对公司捐赠的税收问题,指出新《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对公司捐赠的税收进行了规范,但缺乏具体的操作依据.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企业捐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显紧迫。通过考察可扣除的公司捐赠的界定.公司慈善捐赠的股东保护、捐赠的范围、捐赠的扣除比例,提出了公司捐赠税收优惠完善的立法建议.     

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品牌资产的影响——企业声誉与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

采用消费者感知视角,设计检验慈善捐赠行为影响企业品牌资产的实验,并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品牌资产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路径.实证检验表明:(1)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品牌资产中的感知质量和品牌形象有显著性影响,但对企业品牌资产中的品牌忠诚没有显著性影响;(2)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证实,慈善捐赠行为直接影响品牌感知质量和品牌形象的同时,还通过企业声誉和风险感知影响品牌感知质量和品牌形象,从而证实企业声誉和风险感知是慈善捐赠行为影响企业品牌资产的中介变量.     

慈善冠名捐赠对价的税法前瞻

慈善捐赠本是无偿的,但是在慈善捐赠人主动要求冠名的情况下,便具有了对价有偿的性质。根据税收补贴理论和合理赋税理论,慈善冠名捐赠对价部分不应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长远来看,未来的税收立法应该区分冠名捐赠中的无偿部分和有偿部分,有偿对价的部分应该排除在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外,同时应该确立冠名部分的价值规则,以利实践操作。     

影响山东省私人慈善捐赠因素的实证分析

慈善捐赠在救助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公民自身、慈善机构、政府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的18项因素假设,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工具SPSS建立了山东省私人慈善捐赠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发现,公民的月收入、文化程度和亲朋好友的鼓动等九项因素与私人慈善捐赠呈正相关,财税政策和慈善机构的知名度对私人慈善捐赠具有负面影响。     

乌云界自然保护区集体林地补偿标准探讨

对湖南省乌云界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农村居民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收集了自然保护区农村居民收入、支出水平等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和支出结构,并用SPSS统计软件对各功能区居民家庭收入和封山前后收入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证实建立自然保护区对当地居民生产习惯与收入水平有一定影响,应提高补偿到以保证自然保护区内居民生活状况达到所在乡镇的平均水平.     

政治参与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基于2008—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本文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政治参与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前,政治参与能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党的十八大以后,政治参与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作用减弱。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及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对于慈善捐赠存在影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党中央的政策调整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     

企业慈善捐赠:诉讼风险下的自我救赎

诉讼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企业慈善捐赠,这是一对竞争性的假设。利用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以被诉次数和涉案金额衡量诉讼风险,可实证检验上述竞争性假设。结果发现,企业诉讼风险显著负向影响慈善捐赠,但这种关系因企业经营状态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在ST样本中,企业诉讼风险越高,捐赠可能性和捐赠水平都越高;而在非ST样本中,情况则正好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被ST的原因不同,其慈善行为也存在差异;通过慈善捐赠后,企业融资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慈善捐赠是企业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的自我救赎行为。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还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市场监管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公司慈善捐赠、市场价值与业绩增长

通过对汶川地震中上市公司的捐赠事件研究,可以了解公益慈善行为对企业市场价值和业绩增长的影响。在地震灾害中捐赠的公司,在捐赠日及次日获得了正的超额报酬,捐赠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帮助公司所建立的公共信任,对公司价值产生了正面作用,促进了企业销售业绩的增长。相比未进行捐赠的公司,捐赠公司的同比销售增幅更大,销售费用的促销作用显著更高。采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弥补过去文献研究中样本和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更客观、可靠地估测了公司慈善捐赠对企业的影响;以销售费用的广告效应作为替代变量,可分析企业慈善捐赠引发的社会反响,及其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证实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公司的公益性慈善捐赠,能够改进公司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