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试论孟子仁政理想的三重困境

孟子的“仁政”,简言之即以仁义为本 ,以德政治天下。但这一学说在孟子的政治理想中 ,先天的理论破绽是其在实践中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而诸侯的先“王”后“圣”与他先“圣”后“王”的背道而驰的价值追求则形成了其“仁政”理想的第二重困境 ;欲为王者师的传统心态和不得不行臣道的现实环境是其实践理想的第三重困境。正是由于这三重困境的存在 ,才使得孟子的仁政在当时无法践行     

游走与彷徨--论孟子仁政理想的三重困境

孟子的"仁政",即以仁义为本,以德政治天下。然而,先天的理论破绽是其面临的第一道难题;诸侯先"王"后"圣"与他先"圣"后"王"的背道而驰的价值追求构成了其"仁政"理想第二重困境;欲为王者师的传统心态和不得不行臣道的现实环境是其实践理想的第三重困境。由于这三重困境的存在,使得孟子的仁政无法践行。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论屈原之崇道精神

屈原作为士 ,具备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士人的特点———崇道。具体表现为“以道自任”、“以身殉道”。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是 ,屈原不仅在理论上“以道自任” ,而且在行动上“以身殉道”。对于孔子以来建立的“士人”理想 ,屈原有继承 ,也有发展。更为可贵的是 ,屈原将士人的人格理想付诸实践。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座士人崇高精神的丰碑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晚明东林党人是“以身殉道”的典型。文章对这种行为背后的生命意识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秉承了儒家文化中关于道德理想的优秀传统,在现世的道德追循过程中体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对王权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本身就是其道德理想的主题之一,因而他们在循道过程中的“精神超越”必然回归于君主政治。结果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中,难免陷于“精神巨人”和“政治侏儒”的两难境地。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对于东晋的一代名相——谢安,过去多只限于对他作历史事实的考评,这是不够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谢安的魅力在于他建立了一种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政治理想,二是“和靖”、“和任”为特点的名士人格风采。谢安的“风流”人格范式实是一种玄学儒道合一的人生设计。     

论郭璞身份认同的错位——兼论汉末魏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流变

作为东晋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郭璞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是以占筮的方式来进行的,因而在同时代的士人眼中,他的身份是“占卜家”;但就其政治思想而言,郭璞仍坚持汉儒之学,认为只有士人身份方是参与政治活动的正途,因而其自我定位仍为士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郭璞与其他士人对其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而这种“士人”与“占卜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正是导致其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就时代与学术背景而言,郭璞身份认同的借位,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思想波动变化所致。     

虚与实:明清山东士人价值观念在宗教空间的构造

在传统社会,士人面临科举竞争、生存困境等诸多问题,在精神层面难免产生一定压力。而神授托梦的虚构意境,对士人的理想具有一定的指引性。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受神灵所点拨者多是一些符合忠孝节义道德标准之士。因此,宗教信仰中的虚与士人生活中的实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是以道德原则为前提的。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儒家思想之外,那些释道思想虽含有宿命论,却也在士人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超脱现实的人生构造。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论中国的官文化与科举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完全成了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工具,不可能按照自身的规律健康发展,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政治人才,士人的理想人生就是入仕做官。这就形成了以“官文化”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适应了中国特有的地理条件、农业经济及宗法制等,应运而生。儒家思想又为科举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科举制对“官文化”的进一步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官文化”已成了巨大的阻力,批判和否定“官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论李白诗中的太阳意象

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太阳意象的出现超过了180次。这些意象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有逍遥仙游,有以日像君,有依依惜别,还有对明亮光辉事物强烈憧憬和追求。太阳意象与李白的生命精神息息相关,他用自己的生命写就了一位封建士人的逐日神话。他的“宇宙境界”使他对政治理想的现实追求升华为对人生理想的终极追求。     

屈原封号考论

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末五代封“昭灵侯”、“威显公”,其核心元素“灵”与“威”是屈原“神灵”化民间信仰的肯定与提炼,又促进了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宋代封“清烈公”、“忠洁侯”,元代封“忠节清烈公”,“侯”晋升为“公”,屈原被官方作为“政治楷模”的倾向明朗化.其核心元素“忠”、“洁”、“清”、“节”、“烈”挖掘了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奠定了屈原在士人阶层的伦理政治层面信仰的基石.作为“民间灵威之神”的宗教价值、作为“士人清烈忠节楷模”的政治伦理价值,可视为历史上官方正统意识对屈原信仰文化的核心价值建构的理解.封崇屈原固然是皇权政治维系其根本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屈原在民间和士人精神信仰上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君士互动

治理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君士互动。在先秦以前,国家治理中的互动表现为“君士共治”,从舜、禹、武王等的问政,以及最初的巫、觋与王权的积极互动,都表现为“共治”的互动。但是,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君士互动的模式中,重心明显偏向了君权一方,而又由于对君权无法制约,“以吏为师”的结果就是“士贱君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政治构架,士人在君权之下总是惴惴不安,当然也不乏谏政、议政之士人,但能善终者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入仕”与“入世”情怀,永远是为维护和巩固君王权力效劳。当古老帝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士人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发生了“位移”,即从维护君王的政权转变为挽救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转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