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的自然之道与中和之美

道家和儒家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两级,对中国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思想对中国艺术产生的影响体现为自然之道,即艺术师法自然,且分为顺应天的自然状态和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两种方式。儒家思想对中国艺术产生的影响体现为中和之美,以音乐为例,则可以分为以乐正心、以心和乐两种音乐美学思想。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之关系

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之关系王一侬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中的有限制的和内在的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因素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包涵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智慧。如要为儒家思想适当地定位，大致可以从面对自我生命的完成...     

中国史学之进化

壹历史与史学之别一,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之范围;史学为研究此种活动之结果,属于知识之范围。且取其他社会科学以为譬:如经济生活,属于生活范围者,而研究经济生活之经济学,则属知识范围;社会生活,属于生活范围者,而研究社会生活之社会学,则属知识范围;政治生活、属于生活范围者,而研究政治生活之政治学,则属知识范围。生活为独立自存者,知识则依循生活而起:历史即属生活范围,故系独立自存;史学即属知识范围,则系依循历史而     

“中国之声”改版的传播学分析

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之声＂在新闻报道、收听率、广告额、新媒体应用等方面的调查统计,透视广播媒体变革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实务＂二维视角下,结合新闻传播的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中国之声＂在全媒体语境下的传播学标本意义。     

子路“侠义之勇”与子夏“仁知之勇”比较研究

＂勇＂是儒家＂三达德＂之一,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子路和子夏同为孔门高徒,然而他们身上的＂勇＂却各具特色,子路所表现的是一种＂侠义之勇＂,而子夏所展现的是一种＂仁知之勇＂。通过比较两人＂勇＂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认清儒家之＂勇＂的内涵,分清生活中的＂小勇＂和＂大勇＂,发扬儒家之＂勇＂的精神。     

从曾国藩的“人治论”看儒家思想的反动性

曾国藩在鸦片战争后炮制出一个“修己治人之道”的“人治论”。这个“人治论”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垂死时发出的哀鸣。过去有些尊孔派人物把儒家思想誉之为中国的“民族精神”,说它在近代则成为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根据,这是对历史的颠倒。历史事实证明,儒家思想到了近代则变成一种带有     

郝经的和陶诗评议

在元初诗坛上,郝经虽有"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之誉,然囿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及其复杂的个人背景,历来研究者往往避谈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和影响。郝经与元好问交往甚密,既是师生关系,也堪称诗友,这对郝经的诗歌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郝经对和陶诗现象有深刻的认识,而其和陶诗的大量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他的创作理想和人格追求。     

从“父子相隐”、“以直报怨”之“直”管窥孔子中庸之道

＂直＂在孔子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孔子所论之＂直＂不仅是其所崇尚的一种正直、公正、胸怀坦荡的美好人格的体现,更是孔子在春秋末期社会变革中思想矛盾状况的反映,是其＂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笔者通过对《论语》中＂直＂这一概念的探讨以及通过对《论语·子路》...     

从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看唐代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为处理伤害案件创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古代保辜制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范,对保辜制度作了最为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儒家思想渗透于唐律,对唐律及唐代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现结合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来探析唐代保辜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对唐代司法实践的影响。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仕宦、生活与佛道:史浩思想探析

史浩在公开言论中,处处体现对儒学本位的坚持,但言行之间存在着不小差距。他对佛家止杀之戒终身奉行,影响到了其具体政治行为。对道家知足观念的践履,让他在孝宗朝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得以进退裕如,保全令名。而佛道思想中“息兵爱民”的主张,不仅成为南宋君主对金主和的理据之一,也构成了史浩力主和议的思想来源。     

《论语考异》探微

翟灏生活的时代，恰逢朴学大盛时期，受时代思潮之影响，所著《论语考异》具有三大注释特点：其一，注重对经文和音读的校勘；其二，引证广博，不立门户；其三，博搜泛采，资料翔实。《论语考异》是清代汉学家研究《论语》的扛鼎之作。     

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揭示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在本体论上,二程以实理,区别于佛老空虚本体.在工夫论上,二程主张在道德修养上的实工夫,对理从亲身格物和践行中去真知,以及参与经世实务. 二程认为治经近本,程颐称治经为实学.他们肯定人们基本的情、欲、利,提倡朴实的学风.二程的实学思想亦开明清实学之先河.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前新时期文学中的浩然评价

针对浩然在前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过分意识形态化问题,文章尝试从文学作品的细读和体验出发,从集体精神、青年理想、农民语言等几方面解读剥离政治话语后的浩然小说的文学魅力,凸显浩然文学研究中文学性阐释的有效性,丰富浩然研究及评价的客观性,以期进一步深化浩然研究。     

郝敬思想研究综述

郝敬作为晚明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清中叶之后却渐为后世遗忘。近代以来,对郝敬其人其学首先感兴趣的是日本学者,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郝敬的经学思想研究与儒学思想研究两方面。与之相比,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郝敬的研究起步虽晚,却达到了相当的研究深度,而我国大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几为空白。总的来说,对于郝敬其人其学的关注和研究还未形成气候,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宽和深化。     

《离骚》“民”字解

《离骚》中的六处“民”字不能一概而论。综合文学史上各家之说，结合全诗意脉，并考之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可知：六处“民”字均可作“人”通释，但所指不尽相同。在“哀民生之多艰”句中偏指屈原自己；在“终不察夫民心”句中兼指朝臣中的善恶两方；在“民生各有所乐兮”和“民好恶其不同兮”二句中均泛指人们、一般人；在“览民德焉错辅”和“相观民之计极”二句中都特指国君。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