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治主义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命题是行政法学界讨论持续时间最长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从一个更为基础的层面研究这一问题,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政府法治论(行政法治主义);并且从行政法治主义作为出发点构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之模式。     

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

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区分行政法逻辑起点、研究起点、理论基础、宪政理念以及基础理论是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前提,探讨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具备的条件则为界定逻辑起点提供了标准,而行政权所体现的所有特征完全胜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重任。因此,行政权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     

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

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区分行政法逻辑起点、研究起点、理论基础、宪政理念以及基础理论是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前提,探讨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具备的条件则为界定逻辑起点提供了标准,而行政权所体现的所有特征完全胜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重任.因此,行政权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     

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一直是行政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在对“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进行反思和评析的基础上，认为，“公共利益本位论”在本质上反映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合理地确定了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反映了行政法的各种现象、符合行政法发展的规律，适应我国行政法建设和发展的实际。     

现代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研究

现代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重要且有争议的问题.将“管理论”、“平衡论”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存在着片面性.在现代中国还谈不到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我国行政法应加强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强调行政法的控权职能.     

成长中的国际经济法新分支——国际经济行政法理论界定

国际经济行政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国际法与经济行政法交叉的产物。国际经济行政法是调整跨国经济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原则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行政法是政府规制市场的国际协调法,其内容包括国家间关于经济行政规制的国际公法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国内的涉外经济行政法规则。作为一种探索,本文主要通过对国际经济行政法的涵义界定、特征描述,在中国尝试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国际经济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成长中的国际经济行政法的法学研究/实践运行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行政权论

行政权是行政法调整和规范的核心，哪里有行政权，哪里就有行政法，行政法在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时，必须以行政权为其内容和范围。认识行政法上行政权的含义与特征，把握行政机存在及行使的法律形式和要求，了解行政权的内容和种类，成为正确理解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及行政责任，实现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前提。本文拟从行政权的含义与特征，行政权的内容与分类，行政权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行政权的行使与制约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是行政法调整和规范的核心。行政法上的行政权，是指行政主体采用一…     

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转换的政治动因

当代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由传统的"管理论"转换为"控权-平衡论".影响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转换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革.俄罗斯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国家"、由"议行合一"制转换为"三权分立"制,对俄罗斯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体系、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促成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控权-平衡论"的形成.     

论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行政法地位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是行政法学上最缺乏研究的问题之一,法律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在相对人面对巨大的行政主体时,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行政法要实现的目标也无法达到。基于行政法目的的要求、真正确立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行政程序双方性和可接受性的要求以及民主行政与合法行政的要求,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必然是行政法行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行政法学理论来看,通过对行政法学方法论发展脉络的考察,我们发现,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忽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到重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过程。行政法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对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重视,新的行政法学方法论为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确立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理论在行政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公共问题也日渐凸显,全球治理应运而生。但是全球治理也带来一系列从规则层面到实践的难题。一个层次、主体非常繁杂的多维度国际行政空间已经逐渐成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国际行政法日趋凸现。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研究视角来看国际行政法问题,但基本很少认为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包括调整对象、主体、法律渊源等。但是还有一系列具体、微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究。     

政府代理论——我国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政府代理论是指政府代理权力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民法代理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因而代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为政府代理论     

行政控权思想的演变：红灯、绿灯到黄灯理论

在行政法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对行政合法性基础的不同理解，围绕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争鸣形成了三大不同的学说观点。建立在对行政权不信任基础之上的红灯理论强调“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注重从外部对行政权进行严格控制；绿灯理论与之逆向而行，更加强调政府积极职能的有效发挥，通过行政内部控制规范权力行使；黄灯理论则综合前两种理论的各自优势，主张以多种方式促进行政权与公民权的价值平衡。三种理论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行政控权思想，在风险社会的历史逻辑中，以平衡论为代表的黄灯理论必须实现向控权一侧的偏向转型。     

论国际行政法概念之重构

传统观点认为行政法是国家法,只能存在于主权国家之内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探讨行政法,行政法的国际化与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日渐成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作为国际法的行政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成为可能。历史上,国际行政法的概念早已有之,只是被中外众多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赋予不同的含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和行政法的精神内核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构,以利于对该法律体系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现代行政法控权理论的新思考

控权论是关于行政法本质的一种理论。起源于英美等国的传统的控权论，实际上是将对权力的控制等同于限制，使自己的理论陷入片面。本文作者结合行政法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通过深入细致地分析，提出了现代行政法是限制与保护有机结合的控权法的观点，并对这种现代控权论的基本观点作了初步论证。     

论政府职责的发展

政府职责在行政法上的涵义就是行政职责,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传统的政府职责概念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职权优先理论。在现代生活中,这种理论已被服务行政的观点所取代。这种变化必然引起政府职责的涵义、界定政府职责内容的方式以及政府职责的内容等的变化。只有坚持并贯彻服务行政的理论,才能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政府职责理论,确保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新时代背景下行政法功能重构

行政法作为我国法治体系的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其功能也将发生一定的转变。新时代行政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财富积累的增进、公共利益的给付、生态文明的保护、文化发展的促进、行政高权的柔性处理等方面。行政法功能是通过行政实在法体现出来的，因此，行政法新功能的构建应该在新行政法概念之下进行，体现时代性、系统性、多元性等精神气质。具体可沿着行政法文化形成、行政法体系构造、行政立法技术、行政法治实施等路径展开。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权利正义

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为判断行政法权利正义和构建行政法权利正义制度提供了标准、原则和理论支持。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权利正义以法哲学的方式，通过探讨行政法权利正义的特点、原则与建构，提高对行政法权利制度的认知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法权利正义。     

地方政府在国际贸易救济中的角色定位——以行政法为视角

以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本位论作为研究切入点,从国际贸易救济措施体现出的公共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维护来看,当前,地方政府在国际贸易救济中应发挥政策指引、公共信息服务和本地人才队伍培育等作用。     

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法哲学以行政法理性为本体,行政法理性要求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关系的理性化。在这三对矛盾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矛盾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文章以这对核心矛盾为主线,分析了行政法的三种基本理念: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提出以控权论作为中国现当代行政法基本理念更合乎中国的国情。在控权论的理念之下,现代行政法的主要价值取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共利益、行政法治等,公民自由是行政法的终极价值。为了实现以上价值,应以行政自律为基础,兼以权力制衡与权利制衡,并适应社会现实之需要,逐步实现有限政府,日益缩减强制性行政权力范围,拓宽民主领域,建立公民社会,以实现行政法的终极价值——公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