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语义分析简述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是晋代一部篇帙规模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经文注释书,它上承两汉传注(包括章句)之学,下启唐宋义疏之科,标志着中国注释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研究《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分析,也就是研究中国语法学在晋代的发展。这对于建设中国古代语法学、中国注释学以及丰富中国训诂学内容都有直接关系、现实意义。     

浅谈《左传》中的神话传说、历史传闻

叶梦得《春秋传.自序》里说得好:“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实。”正好说明了《左传》在记叙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搀入很多当时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传闻,使记事变得丰富有趣起来;同时,也宣传了春秋时期的道德观、天命观等。     

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

一王夫之(1619-1692) 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很多,其中历史评论著作有早年写的《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诗广传》等书,和晚年写的《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巨著。早年写的书虽名     

《春秋谷梁传》风格论

儒学经典《春秋谷梁传》(以下简称《谷梁》) ,至汉初始著于竹帛 ,但其师徒口耳相传由来已久 ,理应作为先秦散文之余绪加以研究。《谷梁》学说向来以经学要典著称 ,但论及其文章风格者无多。晋代荀崧称其“文清义约 ,诸所发明 ,或《左氏》、《公羊》所不载 ,亦足有所订正”(见《晋书 .荀崧传》) ;东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 .序》中综比《三传》时指出 :“《左氏》艳而富 ,其失也巫 ;《谷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 ,其失也俗。”至唐代 ,柳宗元说 :“参之以谷梁氏以厉其气”(《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又说 :“谷梁子 ,太史公甚峻…     

服虔以《公羊传》解《左氏》例释──兼论《公羊传》与汉儒对齐桓公之评价

服虔以《公羊传》解《左氏》例释──兼论《公羊传》与汉儒对齐桓公之评价陈建梁今能见前人注释《左传》之书，较完备者当推西晋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而杜书向有“治《左》门径”之誉。然而，东汉以来解释《左传》者不下十数家①，为何杜预还要再另开辟一个体系？原因...     

服虔以《谷梁传》解《左氏》例释

服虔为汉末大儒,其解经与郑众、贾逵、许慎、郑玄皆有一相似之处,即多为存异说。而贾氏、服氏在解释《左传》时,却为后世学者如杜预、孔颖达等批评他们肤引《公羊传》、《谷梁传》作解释为“自乱”;然而细观其文内容,可知此等引用二《传》作释之处实多为解释《左氏》时的需要,而并非后人所说的“自坏家法”。即便杜元凯,亦时有以《公羊》、《谷梁》释《左氏》的做法。今眼虔之注既佚,所见遗文间有取于《公羊传》作释,,然而取《谷梁传》为说者则甚鲜,今试取服虔以《谷梁传》释《左传》的一例,看服氏所以取他《传》解《左》的个中缘故。     

春秋中原地望辨异——读《左》随札

中原地区于春秋时代最为多事,故涉及地望亦多。杜元凯随文作注,使之向背了然,其功固不可磨,然名实错杂、率尔失考者亦复不少,后人见仁见智、互异其说者亦多见之。向读《春秋》左氏《传》,常为所惑,故撮其有疑者约十事而辨之,非敢自以为是,或可供学者之参考云: (一)隐公元年 郑伯克段于鄢 “鄢”,杜注:“颍川鄢陵县”,即今许昌东之鄢陵,亦即成公十六年晋、楚大战之鄢陵。按此说疑误。据《传》,段“请京,使居之”;后,“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大叔出奔共”。京在今荥阳东南境。共,杜无注,即今辉县。若鄢即鄢陵,则庄公自新郑向东南来伐,而段乃向西北渡河奔共,揆之情实,殆必不然。《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应劭注云:“郑伯克段于傿是也。”此傿,《寰宇记》云在柘城北二十九里。由此去共,固属便道,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谓此说“最足依据”。然段自京入傿与由傿奔共并非近途,且新郑正当京、傿之冲,掠而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文心雕龙辨疑──《史传》,十三条

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别，一方面奉侍君王左右以听驱策，另一方面又有记言记事的不同司职。究竟记育记事左右史怎样分担，古籍所载各有不同，正好又呈相反的情况，带来了本条两句所述确否的质疑。这里先列两种说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斡的《中论·虚道》也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左氏传序》的疏文不仅说法相同，而且还说明了左右史分职的原因：“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另一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左…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九——荀孟异趣与儒门正宗

荀子：被湮没的大儒 孟子和荀子都是战国时的大儒,《史记·儒林传》曰：“孟子、荀卿之列,成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子之学,见诸今本七篇;荀子之业,除其书而外,并于后世经学极富影响。清儒汪中《述学·苟卿子通论》、胡元仪《郇卿别传》《郇卿别传考异》,遍稽群藉,详征众说,考证毛诗、鲁诗皆苟子所传,韩诗亦受荀子影响甚巨,其余若春秋左氏传、毂梁传、二戴礼,皆传自苟卿,又称苟子善《易》,其传人则无考。     

船山遗书目录序

周易内传十二卷发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旧本三卷四库本四卷周易考异一卷。附稗疏后周易外传七卷。书经稗疏四卷。尚书考异。有目未见书尚书引义六卷诗经稗疏五卷。旧本二卷四库本四卷诗经考异一卷。附协韵辨诗广传五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七卷。春秋世论五卷。旧本二卷读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四书训义三十八卷。又名授诸生诗义四书稗疏二卷。故本一卷四书考异一卷。读四书大全说十卷。四书详解说文广义三卷。凡经类二十二部。已见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见二部     

廖平的兼治三传与《三传折中》

廖平《春秋》学的特点,是兼治三传。所谓“三《传》镌后,别为《折中》”。即在兼治三传的基础上,力求三传会通。认为三传同源,所说经义大同小异,而历来治《春秋》者过分夸大三传的区别而忽视三传在经义上的大同,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由此,廖平指出:《春秋》三传或文异而义同,或各明一义而皆可通,或须会观三传而《春秋》之义始明。因此,三传同出一源,同为解经之作,大纲宗旨并无不同,甚至最终否定了经学今古的壁垒。廖平会通三传,首先是论证《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一样,都是解经之作,二是以三传经义的大同来弥合三传文字的小异。尽管他会通三传的结论仍有待于深入论证,但其兼治三传的学术思想則是值得肯定的。     

国语选序

一司马迁在“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曾经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国语”二十一篇于『春秋家』内,下面也注着『左丘明着』。因此历来大多数人认为“春秋左氏传”和“国语”都出于左丘明一人之手,说二者互有捐益,正可以两相发明。也因此产生了内外传的说法,把“左传”称为『内传』,国语称为『外传』。“汉书艺文志”虽说没有提出『外传』之名,但在“律历志”引“国语”“周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陈』句,却说是『故外传曰』云云,以区别于“左传”。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需之实书也。』就更清晰地说明左氏以“国语”为外传了。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云『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     

太伯奔吴与先吴史事试探——从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图象文字推论周代吴国前期情况

吴国前期,即吴太伯至吴王阖闾前后一段历史,可以说是“文献无征”。只有《史记·吴太伯世家》开始有一点记载,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吴太伯传》稍详。此外如《春秋左氏传》、《国语·吴语》以及《越绝书》等仅写吴王阖闾、夫差和越王允常、勾践间的斗争事实,而无先吴史事。 本世纪五十年代,我来到福建师范学院。偶与福建文管会秘书韩阅书同志谈福建省文物普查的情况。说到在福建华安县汰内乡汰溪仙字潭上有一段摩崖石刻,像画又像字,历来认为是仙人的笔迹,故称仙篆,地名取为仙字潭。《漳州府志》记载说此刻石韩愈曾看过,韩文公翻译说是:“诏还视文鲤鱼天公卑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不知何据?也不知何意?直至1935年,广东     

《左传》称名略说

春秋时期,《左传》还没有被作为书名,因为该书是解释《春秋》的,故仅沿用鲁史《春秋》的名字;西汉时,为与孔子修订的《春秋》相区别,人们称之为《左氏春秋》;到东汉,由于经今古文之争,出现了《春秋左氏传》的名字,人们简称其为《左氏传》、《左氏》、《左传》等。此后,《左传》因为作为书名简洁明了而被普遍接受。     

后汉东观文士群与《春秋》学

明、章之后,东观超越兰台、仁寿等其他台阁,成为后汉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东观主要职能是藏校图书,撰述史传,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东观文士群的形成与修史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东观汉记》的修撰,成为东观文士群绵延数代的最大原因。“治古学”、“通《春秋》”则是东观文士群最显著的学术特点。东观文士继承了《春秋》史学传统,多以“据事直书”的“实录”心态进行辞赋创作,作品注重褒贬美刺。东观文士“咸以《春秋》之义”及其事类典故论政析理,抒情言志。     

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

元末《春秋》学家赵汸一生求学名儒,交游贤达,潜心治学,成就卓然。赵汸的《春秋》治学理念,导源于对黄泽师说的积思自悟。黄泽所指示的《春秋》学方法和理念,对赵汸研治《春秋》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赵汸的《春秋》学成就,正是对黄泽《春秋》治学方法及理念的具体践行和进一步发明。赵汸的《春秋》学,以探究《春秋》书法义例为门径,以明辨圣人经世之志为旨归,秉承师说而能思悟发明,追踪左氏而能兼综古今,浸润宋学而有汉学之风。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左传》标点质疑一例

(一)《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杜预注:“奔食,食者走不陈,故不在战数。”(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传集解》,一九七七年版第1629页) 此条错误有三:(1)“奔食”连读(系从杜注),殊误。当作:“奔,食而从之。”“奔”者楚师,“食而从之”者吴人,皆蒙上文而省主语。传谓楚人将为食,吴人追而及之;楚人不暇食而溃逃,吴人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