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万米云霄思广远——序《杨光彦诗词集》

光彦同志是诗人,他少时即为诗,可以说,诗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写在日记里的,在文化革命中,诗和日记都被抄走了,我们为此有着不小的遗憾。但就是现在这些新时期的作品也给我们留下了诗人的鲜明形象。 读《杨光彦诗词集》,我很感动。这是我们时代的诗的纪事。诗人真是象他在60岁生日时在飞机上写的那样:“万米云霄思广远”。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幻美之旅”与“潜在宣泄”——唐湜及其《划手周鹿之歌》的浪漫主义解读

"九叶派"诗人唐湜是诗学修养比较宽厚的诗人。他广泛继承、吸取了中国文人诗歌传统、民间文学营养和现代派诗歌资源,形成了卓有特色的个性浪漫主义追求。即使在困厄之境,他仍执着地追求纯净的诗美,坚持"幻美之旅"。《划手周鹿之歌》是其一生中最精彩的写作,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沉郁的牧歌情调、鲜明的奇幻色彩和神秘性,多方面地显示了诗人个性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和特色。     

论施补华西域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施补华的西域诗以其独到的历史文化价值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他足迹所到是当时许多西域诗人不曾远涉之地——远离喀什千里之外的俄国边界，他的诗式日记《纪行十四首》及《马上闲吟》二十二首生动记叙了沿途风情及所见所感，可补前人记述之不足；他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责任感，撷取影响新疆稳定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人诗，这种内容上的拓展和纪实，使其西域诗体现出浓郁的西域文化特征，具有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世界的民族诗歌 民族的世界诗歌——聂鲁达与吉狄马加的诗歌比较研究

吉狄马加是一位优秀的彝族诗人,他用汉语写作并言说彝族的文化传统。他的创作受到聂鲁达诗歌的影响。本文以《马楚.比楚高峰》和《吉狄马加的诗》文本为例,对两人诗歌的意象、主题、世界性、民族性、文化语境等进行比较,从而分析聂鲁达对吉狄马加创作的影响和两者诗歌的异同。     

祖饯诗会上的明星──郎士元

本文认为唐大历时代的诗人郎士元之所以在送行诗上为人称道，主要原因在于他掌握了一套写作送行诗的结构模式，他把这种结构模式随意调整而写出应酬之作，在技巧上超越了他人；文章还指出，尽管如此，在对郎士元的评价中，古人也有过高之处，比如说他近于谢灵运或与钱起齐名，都有失公允。而郎士元诗作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如对仗不工，造句不精。因此，郎士元在大历时代得与钱起齐名，纯粹只是因为饯送诗而已。     

守望文明——论吉狄马加的诗

理解和领悟自身的文明处境,并在诗歌中对这一处境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由于华夏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处境,这一课题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由此导致多数诗人无论与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造成当代诗人以痛苦、孤独、焦虑以至仇恨等消极情绪为写作动力的原因,也是其主体分裂、主题和形式趋于破碎的内在原因。而吉狄马加的诗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以主体的完整、主题和形式的和谐为特征的相反例证。吉狄马加所置身的彝族文化圈,一方面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与人们当下的生活仍然保持了有机的联系。他的诗从这一文化状态出发,在当代诗歌中呈现了独特的面目:既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和谐,同时出色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一个自洽于其固有文明的诗人对人的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深邃理解以及由这理解所生发的深沉的爱。诗人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切、倾听和领悟为起点,走向了对他者的理解,走向了对其他弱小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幸福、理解、爱、和谐,这些伟大艺术的基本主题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无不得到有力回应。吉狄马加的诗不仅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为当代诗歌的重新出发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启示。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热爱,是的》

《热爱,是的》(珍藏版)本书收选了陈超先生创作的诗歌精品。对生存和生命的深入吟述,是陈超诗歌一以贯之的姿势。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诗人应具备"双重想像力",即美文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他的诗没有人格面具,读之,我们既面对着一个阅历丰富、令人信赖的有趣的诗人,又会有一种"照镜子"般的感受,在他的诗中我们发现了自己——似乎我们与诗人合作将诗"再写一遍",直到它深深捺入不同的个人的心中。这种平等的磋商     

程抱一法语诗歌思想探源

在程抱一的法语诗里,"道"是一个关键的字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采认识:其一为物之"道",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相互转化,一种在变化中达到的永恒;其二为诗之"道",探索诗人的使命,即像奥菲那样歌唱、为万物命名;其三为文化之"道",他引入了"冲虚"等道家思想范畴,指明文化之间对话与交融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埋心不死留春色——论船山晚年的诗

船山晚年的诗,指他六十岁以后写的诗,主要收集在《七十自定稿》和《姜斋诗分体稿》。其时正值所谓康熙盛世,清政府已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又统一了台湾,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切实的适宜的措施。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思想统治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船山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不仅具有诗人的激情和灵感。     

耿耿报国心,悠悠父子情——读陆游的示子诗

<正> 陆游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诗人。他一生留下了近万首诗歌,其中仅示子诗就有二百余首,这在我国诗坛上实属罕见。诗人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抒发自己爱国之深情,报国之壮志,并自始至终把这一情感灌输给他众多的儿孙。正因如此,他的示子诗并非寻常的训诫之词,而能给人以感染,以激励,堪称独树一帜。     

“伤悲的欢乐”之歌——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致亲人》阐释

《还乡——致亲人》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歌。通过对此诗的解读，可以透视诗中“伤悲的欢乐”的神秘面纱，也可以体味到诗人哲学式的诗歌写作风格。诗人把返乡的原初地定在了“阿尔卑斯山”，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宗教语境，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性／诗性话语；诗人此次“返乡”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实地意义的返乡，而更应看做是一次精神（主要体现为神性或诗性）意义的返乡。     

独立而执著的精神之旅——论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

吉狄马加是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含有本民族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开阔的超越本民族文化的人间情怀。作为一个受过双重文化影响的诗人，他对诗歌有着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从进入诗坛起，他就是一个独立于各种诗潮之外的“个性化”的诗歌创作者，通过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后朦胧诗”的对比，不难发现这种“个性化”写作所具有的诗学特色和所昭示的意义。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用心追寻鹰翅和马蹄——解读《从一只鹰开始》的草原情怀

诗人白涛在其诗集《从一只鹰开始》中,用追寻鹰翅和马蹄的心,铺展开了一方历史与现实辉映、叩问与赞美交织的诗歌领地。诗人在诗歌中倾注了对草原的爱恋,表达了对文化失落的痛惜,用博大的爱把一个民族的时间和空间纳入视野,力求打通个人体验同整个民族精神之间的距离,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两当轩诗伤感情绪的悲剧性

章依萍在《黄仲则评传》的开篇说：“诗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首诗；悲剧的诗人，他的一生只是一首悲剧的诗。”止水在《黄仲则诗选·前言》的开篇说：“他的一生，就像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长诗。”此喻甚为的当。黄仲则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悲剧精神、饱含着悲剧意义的诗。诗组成了他的整个生命，代表了他的全部理想和终身事业，也可以说是他苦难人生的唯一寄托。他是一个那么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他几乎一无所有。他一生贫病交加，早岁即已鬓若秋霜，并且始终都在困苦不堪的泥泞中绝望地挣扎，但他的心却永远在诗的广阔天空中翱翔…     

1990年代先锋诗的生态及个人化写作成因

20世纪后期先锋诗经历了由诗意的先锋到诗艺的先锋,再转向诗意的先锋三大历程,并由1980年代的全国性的群体冲锋变成了地域性单兵突击,大学校园不再是先锋诗的实验园地.社会上的先锋诗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平民写作取代英雄写作,人性写作取代神性写作.女诗人由女性诗人变化女人诗人,迷恋真实人生.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生活情怀常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平民化实用性诗歌远远多于贵族化审美性诗歌.先锋诗的世俗化导致了诗人写作的个人化.重视现实生存甚至急功近利的先锋诗写作虽然有损新诗,却适合当时的特殊国情.尽管当前个人化写作仍有存在价值,但不能极端地倡导个人化写作,因为诗坛既需要诗艺的先锋,也需要诗意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