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法律的“法俗”特质

从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出发,以"法俗"概念为中心,从民俗学角度解释中国古代法律样式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从中国早期法律的原始创制以及儒墨法对其"法俗"特质的形成和影响来看,认识古代法律之难,不全在其律,亦难在其俗;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追求礼、俗、法的统一。综观秦代法治,"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不仅要"问俗",还要"化俗"。由此,中国古代在国家(礼法)与社会(俗)之间建立了合理的联系,创制了"俗—礼—法"之间渐次递进的社会制度模型,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兼具风俗性法学和理性法学的特点。     

生存论视域中的理性观念

启蒙以来,理性被逐渐看作是自立的纯粹理性,与传统的终极实体观念分离。而从生存论角度来看,理性更多地体现为处境中人的一种反观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的生存更为秩序化。以这个方式理解理性,就可以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重建理性与终极实体的关系,即理性并不是自立的,而是有其被生发或开启的前提。它发生在对终极实体的开放状态中,而这才是启蒙的本来含义。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法美学生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法美学在现代人文理性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法律生活,它集中体现了科技理性与伦理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目的在于把人的法律世界还给人本身,使人在法中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法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但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却直接动摇了现代法律存在的根基,"现代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律的"总体性危机".科学理性造成了法律的科学化倾向,伦理理性造成了法律的伦理化倾向,后现代的非理性更是造成了法律的非法律化倾向.传统的"上帝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法学范式无力解决现代法律的"总体性危机",也无力引领法学步入更高的境界.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科学发展现的指导下进行重大法学理论创新,通过构建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法美学,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法理依据,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审美的法律生活.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实践中的理性、理念

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对于全人类都是共同的,理性思考的力量也是普遍的,它是论证的根据和灵感。法治中的理念,阐述的是对现行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明和解决模式。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是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我们党倡导的法治理念,无论是作为一条法治理念,还是一项政治原则,它都体现了对公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利保护。     

论国际金融软法及其硬化——以国际信贷法为例

国际金融软法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可能产生实际法律效果的行为规范,它的形成和发展,缓和了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提高了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金融问题的能力和效率.它以一种通过共识—共进—协调的方式实现国际治理的规范,是全球金融治理中最主要的治理工具,并且呈现影响力日渐增大、执行力日渐增强即“硬化”的趋势.国际金融软法趋向硬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权利义务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及其内部经济理性的驱使和外部压力的强制.     

论西方的自然法理论

什么是自然法?自然法就是正义和自由,是根据自然本性的要求规定的法律。自然法要求达到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的统一,其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统一。它具有理性价值、正义价值和法律价值。自然法在整个法学思想发展中有三种重要作用:一、原则化,即为制定法提供一个道德原则和标准,以指导和约束人为法的制定和实施;二、正义化,即为制定法提供一种价值理性的正义性基础;三、推动性,即推动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的发展,创造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秩序。     

论波斯纳对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法经济学坚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理论,可以说,二者的理性人假设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作为芝加哥法经济学个中翘楚的波斯纳,他的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复制品。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广泛受到质疑时,波斯纳并未置身事外。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越来越弱的现实以及理性反常现象的挑战,波斯纳与时俱进地通过增设一些附属假定来保护理性人假设的内核,从而实现对理性人假设的现实修正以促进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论生态理性

认知科学奉行科学主义原则建构的推理模型是"纯粹理性"模型,这类模型以理性标准来衡量认识的合理性。但是人们实际面对的是一个无序的世界,人的实际推理活动具有模糊性、开放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人们实际的推理情境也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情境,因此认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合理性,而是具体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生态理性模型充分考虑了自然情境结构的多样性和人类的时间、知识经验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以具体情境下认识形式的结构与环境信息结构的适配性或对应性作为认识合理性的标准。与理性标准相比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但在自然推理中这样的标准就足够了。生态理性模型从观念上为认知的整合研究确立了一个基点。     

思辩理性与自组织实践理性论析

自然历史现实是工具活动与历史活动的耦合。资本主义的思辩理性以主体性工具活动与文化性历史活动相对立的线性实践观为基础。现代信息化实践的发展 ,要求超越资本主义的思辩理性 ,确立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实践互动中把握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组织实践理性     

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 比较、比较法与法治实践

从个体人生和人类活动同为经历与试错过程这一人类学观察入手,可推导出比较法对于人类法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就法律而言,不同族群的法律制度、组织、行为和观念等必然主要依赖并体现各自族群的经历与试错;比较法可以从他者的经历与试错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自身的局限,因而有助于促进人类活动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进程,与美国实践主义等主流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而在比较法学领域,部门比较法最能体现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这一重要特征,亟须得到构建和加强,从而实质性地推动法治的建立。我国法治实践也同样呈现出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与使命正是推动法治中国实践的理性化。     

论汉代执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

立法的"汉承秦制"是明确无误的,而在执法过程中,汉代士人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理性。汉人则非常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谐调。特别是对"法律与民心的谐调"、"法律与皇帝诏旨的制衡"、"执法宽平、议法从轻"等问题的讨论,都表现出与秦人大为不同的思路与选择。结果是,他们把僵硬的法律规定赋予了人性化的解释,缓和了专制皇权对法律的非良性操控,减轻了法律残酷无情的色彩,从而保证了人心的归属和社会的稳定。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价值理性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完成对客体精神质量的批判和建构,从而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它的内在规定性由四个方面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建构理性。这种内在规定性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是因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对立,导致了价值目标的差异。这种针对价值目标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就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发展。     

制定法与判例法之社会适应性比较

由于创制方式不同,制定法和判例法在社会适应性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制定法以总的社会生活条件为基础,针对一般情况从全局的观念出发来制定法律,判例法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生活现实,更偏向于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调整来确定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从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两方面看,判例法与制定法相比,更具确定性优势;同样,判例法比制定法能更灵活地适应社会生活,有较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     

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与法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置入了人类实践的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解。首先,作为行为指引的“实践理性”可被用来作为法规范的论证基础,即正当法源自于言说、论辩与对话;其次,法学的知识属性为实践之知;最后,实践理性的预设为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对话的场域。     

论社会保障法的地位和体系

对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地位和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保障法应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与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平行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法的体系应是以社会保障基本法为统帅,以社会保险法、社会经济法、社会福利法、优待抚恤法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论革命传奇的理性诉求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 ,其核心理念即“暴力革命论” ,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 ,对革命战争文学的文本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它的制导下 ,革命战争文学呈现出迥异于古典武侠小说的传奇特征 ,主要通过特定的题材、特定的故事情节和特定的人物性格传达出来 ,由此形成了革命战争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     

论人格财产的侵权行为法保护

在日常生活中,某些财产无市场价格或是有特定的市场价格.但其与人的情感因素相联系.侵害这类财产,若是仅仅赔偿其市场价格,显然不足以补偿原告的损失.如果其与财产权人的人格相连,就应区别对待.鉴于民法上的人完全以理性人为基础,应在原则之下例外认可人的情感在民法中的地位,引进人格财产的概念和体系,完善侵权行为法,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进行改进.     

人文主义文学与理性自觉

近代理性精神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宗教禁欲主义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以人权对抗神权时萌芽的。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这种理性精神也在逐渐地从自发走向自觉。但它从产生时起就具有自身的悖论:第一,它是伴随着人性的发现而产生,因而就不可避免和人的自然情欲相连;第二,它表现出了对于知识的过分信赖,进而演化成技术理性统治一切、抹杀了人的完整统一性;第三,它带来了个性主体的过分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