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探析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抄写年代应当在汉景帝之前,所以它也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晏子春秋》版本。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可以帮助我们校订《晏子春秋》传世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不应过分迷信简本《晏子春秋》,认为它一定优于传世本和《群书治要》本。事实上,根据其内容的思想倾向来看,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很可能是墨家传本,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晏子春秋》与墨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属性——从《列女传》《新序》《说苑》采录材料的性质说起

学术界有关于《晏子春秋》著作属性的“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和“传说故事集”三种主要观点,其实《晏子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从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所采录的《晏子春秋》材料的性质来看,也证明《晏子春秋》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过大量古史和民间传说材料,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的人物传记.     

重构砚乡的文化记忆——读《宝砚庄》

长篇小说《宝砚庄》是一个文学的“异数”,它以散点透视的手法,多角度重构砚乡的文化记忆。《宝观庄》可视为“非虚构”写作,但因其取材于过往旧事,故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学叙述,而非生活实录。     

《晏子春秋》略论

《晏子春秋》是一部以记载晏婴言行为主的专书。晏婴(?——前500年),春秋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是齐国历史上继管仲之后的又一位贤相,历灵、庄、景三朝,从政五十余年,并“以节俭力行重干国”。关于晏婴的材料较多、较集中地保留在《晏子春秋》里面。这部书虽然不能完全作为信史看待,但仍不失为我们研究晏婴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资料。《晏子春秋》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先秦文学史中应有一定的地位。可是,由于这部书的真伪问题长期聚讼不已,影响到人们对它的重视、研究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它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还有待于我们重新作真正的认识。本文拟就《晏子春秋》的真伪问题,书中所体现的晏婴的政治思想及这部书的艺术特色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世说新语》“见”字考略

《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一部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的短篇小说集.本文试通过该书中“见”字实词虚化情况的考释来说明中古汉语变化的轨迹.     

武侠小说视域下《水浒传》武松侠客形象探析

中国对侠客的抒写由来已久,侠客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实录到虚构的小说化过程。《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常被认为是半历史半虚构的英雄传奇,但其实也是一部武侠小说。《水浒传》里面的人物,多具有侠客形象的特点,武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以武侠小说为研究视角,从侠客武艺、行侠武器、侠客情怀诸方面,结合《水浒传》小说文本进行分析,解读武侠小说视域下的武松侠客形象。     

《晏子春秋》文体辨正

关于《晏子春秋》的文体性质,古往今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晏子春秋》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立足文本的具体特征考察,《晏子春秋》既有人物传记的记人属性,又有小说文体的虚构因素;既有诸子散文的思想性,又有叙事文学的故事性,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     

《晏子春秋》校释补(节选)

前言自清代孙星衍著《晏子春秋音义》以来,校释《晏子春秋》者继踵。正误补遗,各有所获。吴则虞先生汇各家之说,并述己见,成《晏子春秋集释》,其功殊伟。笔者在这方面作了若干补充,对诸家之说,间有不同看法。当否祈予指正。所引诸说分别见于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顾广圻《晏子春秋》校本、洪颐煊《读书丛录》、苏时学《爻山笔话》、俞樾《诸子平议》、于鬯《香草校书》、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记》、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刘师培《晏子春秋补释》《晏子春秋斟补》、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郭沫若     

实中有虚 以虚衬实——浅谈《世说新语》人物塑造问题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是一部以历史人物言行为题材的“志人”小说。它从《国语》、《左传》、《史记》以及先秦散文中的历史故事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开创了我国“志人”小说的先河,与“志怪”小说一起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两大流派。“志怪”小说以虚幻神奇见长,而“志人”小说却以传神写照取胜。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基本上是忠于史实的,是否还有虚构成分呢?弄清这问题,对于肯定其文体的属性,深入探讨其写作特色,追溯小说艺术虚构的历史渊源,都很有意义。本文拟就这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我们认为,《世说》的人物故事不完全是“实录”式地刻板记录“人间言动”,其中有不少虚构或想象成分。有的是选取历史上或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或事,加以虚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