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言小说的补史意识

宋代文言小说创作深受史传文学传统和史官文化精神的影响,具有明确的"补史"意识,遵循史家"实录"原则,发扬批判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文章分类学与当代文学资源建构意义下的"史传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描述了史传"作为古代历史散文总称及史学理论归纳"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传统文章分类学下小说文体的分类问题;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的"四体说"阐述了史传作为"文章叙事模式和由此显露的叙事诗学",对史传所含"春秋笔法"的叙事规定则完成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对"史传传统"的最终指认,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与史传传统间的文章学渊源关系,并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可能.     

试论先秦的“准小说”

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准小说".和后世成熟的小说相比,"准小说"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更明显,作家的主体创作意识不强,艺术上比较粗糙."准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小说、寓言小说和对话体小说三类.     

陆机《文赋》刍议

<文赋>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首先不是作为理论要求而提出来的."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的十句话,是陆机对包括诗在内的十种文体审美风格的概括描述.这种对文体风格的关注,是对文学形式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诗缘情而绮靡"的重心不在"缘情"而在"绮靡".<文赋>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和形式问题,是文学自觉意识成熟和审美风尚转变的理论标志.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陶醉在"东洋的趣味"中--论陶晶孙早期以日本为背景的域外题材小说

本文认为,陶晶孙的域外题材小说不论思想意蕴还是艺术形式,在现代文坛上都是独异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混血儿".他的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鲜明地体现出了作者在日本"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文化意蕴;而回国后的陶晶孙最终也未能摆脱日本文化的"阴影",始终被排斥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之外.他的文学创作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成分实在太少,倒应该说是日本"物哀"、优美等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情绪和技巧相结合而产生的"杂种".由此,决定了陶晶孙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孤寂的命运,也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奇特风格与不足.     

自由共道文人笔--90年代思想史中的"道学"与"儒林"

<花城>(1998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曾说:"八十年代文化思想在突进,九十年代文化思想在分化."虽为"分化",但也更加促使我们对90年代的思想史进程予以"通观".     

从《廿一史弹词》看杨慎对史传文学叙事传统的吸纳与重构

<廿一史弹词>是明代积学之士杨慎谪戍滇南时创作的一部雅俗共赏的通俗历史读物,其主要叙事优势在于对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采取"提要构元"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充分吸纳、合理继承史传文学叙事传统:采用"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编年体结构方式,评鸷历史事实多取正统史家观点,援引历代史书相关文献作为弹词内容;另一方面,结合弹词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嫁接与重构:或模仿史传论赞的体例,在开篇和篇末以引词、散场词或诗曰等形式对历史事实进行主观评价,或摆脱史传叙事语言庄重典雅的风格,语言表现趋向浅俗易懂.     

"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     

"乐与政通":上博简《小雅》"小德"的诗学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小雅>小德", 是对<小雅>典乐风格及文本意蕴的总结.<小雅>歌诗总体的创作时间在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国势衰微,政治动荡在诗中有所映现,<小雅>之怨成为广泛的存在,<乐记>以为"乐与政通".上博简<孔子诗论>通过具体篇目礼义内涵与表述形式的深入剖析,在"乐与政通"的政治背景下对<小雅>"小德"的政治内涵进行了深层解读,印证了<乐记>"乐以象政"理论的典乐文化基础,是对<小雅>政治意义的理性定位.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门庭"释义考辨

<战国策·齐策一>"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门庭",今一般解作"门前"或"门前和庭院".周掌胜则认为,"门庭"应是"朝廷"的意思.[1]笔者试对此说略陈浅见. 周文指出:"门庭"当为"宫门里的庭院","是大臣参拜君王的处所,故可将其概括为朝廷."又言,诸侯宫殿的库门与雉门之间有块宽阔空地,"它是群臣朝见君主的地方,即我们所说的朝廷".这样简单推论,失之草率.西周诸侯的宫廷是三门三朝制,三朝即外朝、正朝(治朝)、内朝(燕朝).诸侯上朝、议政理事之处在正朝,即治朝.<周礼·天官·大宰>:"大宰,王眡(视)治朝,则赞听治."郑玄注:"治朝在路门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视之,则助王平断."<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郑玄注:"此王日视朝事于路门外之位."这种格局到战国则发生了变化,国君议事朝会地点开始由正朝(治朝)移至内朝(燕朝),各诸侯周已普遍路寝听政.[2](P977)其时,原属内朝、路寝中君王居处燕息、聚议家事、祭祀婚庆的宫室庭堂,兼做了诸侯听政议事之所.古代的"堂"是建在一定高度的台基之上的.<释名·释宫室>:"堂犹堂堂,高显貌也."<礼记·礼器>:"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时有"堂上"、"堂下"、"升堂"之言,不乏君王在堂上办公议事、宴饮娱乐等公私兼顾的记载.例如:     

《晋书·刑法志》中的"情"字考论

"情"字是破解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遗传密码. <正书·刑法志>中多处出现"情"字. "情"在<晋书·刑法志>中有多重含义,如感情、人情、案情、私情、情欲等.本文通过对<正书·刑法志>中"情"字的考证,揭示"情"字同中国传统法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     

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论之一

存在主义文学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所谓边缘性是由其"非理性的僭妄"所致."非理性的僭妄"源于存在主义的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对主流文学"现代性"叙事原则--历史进化说和社会进步论的持疑和质询.从世纪初鲁迅的<野草>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成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立场.这种不合"时"宜性使其只能处于边缘性地位,同时也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     

"裱糊匠"李鸿章这个人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做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①梁启超还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并称李"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忏悔意识在世界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的辐射

<圣经>里有原罪与救赎观,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因此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需要向"神"即"上帝"进行"忏悔",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忏悔意识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并给人类以深刻的影响.卢梭在欧洲启蒙主义运动中,力主"天赋人权",呼唤自由、平等与博爱,写作<忏悔录>,把自己曾经行窃、流氓、恩将仇报等恶行隐私暴露在世人面前.卢梭以他的赤诚与坦荡,被托尔斯泰誉为"18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俄国托尔斯泰感受到自己作为贵族阶层的"罪恶",创作<忏悔录>,强调"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主张"人人忏悔,去恶从善".<复活>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忏悔贵族"形象.巴金称赞托尔斯泰是"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德国勃兰特以"下跪总理"名扬天下,日本以屡屡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和唾弃.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忏悔",鲁迅、巴金、曹禺、郁达夫、铁凝等作品中渗透了浓郁的"忏悔意识".这实际上是中国进步的知识人士张扬中国传统儒家"内圣"思想,即内心反省的结果,又融合了西方基督教原罪与救赎观和<忏悔录>思想精华的结晶.     

先秦道家崇"水"思想及其影响

<老子>贵"道",尚"无为",崇尚水的品质,认为水是最接近道的物质实体,也是德的载体."老子"崇水的论述是深刻的,也是初步的,这就为后世对"水"之思想的深入探讨开了先河.后来的<管子·水地>篇主要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论述"水";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则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构建了一个"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图式;受道家的影响,<荀子>则把"水"当做一切德目的象征.中国崇水思想哲理深刻,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

<朝鲜时代汉文小说>是韩国当代学者林宪道精选收录的李氏朝鲜时期九篇汉文小说编辑而成的.自古以来,中国的"四书五经"、史传和部分文字、文学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不但推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朝鲜(韩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深刻影响.在朝鲜时代的汉文小说中,大量地引录、运用或化用、转用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词语、典故是一大特色.本文以林宪道所收录的汉文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内容、语言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典籍、诗歌、小说中典故、成语等的运用与借鉴,以此揭示朝鲜时代的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化、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十四史"的刊刻与乾隆皇帝政治思想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代帝王中史学自觉意识最突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下诏刊刻"二十四史",命史臣刊正<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四部正史,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乾隆帝重新认识和评价有关历史人物,适应了清代中期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殿本"二十四史"的广泛流传,为学者、士人研读正史提供了便利,在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推动历史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疏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