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学"论稿

<兰亭序>虽书写于东晋,而"兰亭学"却产生于唐代.唐太宗推崇<兰亭序>,推崇王羲之,实质是发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借<兰亭序>推进唐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检视,也透视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兰亭学"的主题是中国书学."兰亭学"的延展,涉及文学、哲学、民俗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兰亭序>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某种文化形态的标志,它不仅是晋代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董仲舒及"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影H向

董仲舒及其完成的"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董氏的<贤良对策>,从文化精神、政治方向、思想内容、表达形式多层面地影响了两汉政论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天"的理论系统,逐渐渗入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其中最突出的内容,乃是天人合一与气的学说.董仲舒的<春秋>学,乃是专制政治下经学的新发展,增加了对专制政治"适应"和"矫治"两种相辅相成的因素,直接了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对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传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体命名与释名中的"因情立体"

"因情立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特征.就文体命名而言,为数众多的"心"部字与说明行为的"言""口"部字、指示载体的"竹""木""糸""石"部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以文体释名观之,人之喜怒哀乐皆可成为诗、骚、哀、诔、辞、吟、操、曲等特定文体生成的情感动力.考虑到"体"在"体制"以外另有"体势"与"体貌"之义,"情"亦有一时情感与长久性情之分,还可借由"情"与"体"的同异离合,重审传统文化及文论中的"体有万殊"与"情有多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自骋骥騄"与"鲜能备善"、"文如其人"与"心声心画总失真"等经典论题.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先秦时期的"情"义辨析——兼论"情"的文化意蕴

"情"本字是"青"字,而"青"的显现含义奠定了"情"成为人性之真实表现的基调.先秦时期的"情"共有四种基本含义其初始义是"质实"义,后发展为"情实"义.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情"的内涵扩展为"情欲"义和"情感"义.而且,"情"的"情实""情欲""情感"等含义皆根源于"质实"之"真".而且"情欲""情感"在继承"质实"之"真"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构建"意义世界"的根源动力.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     

小议《论语》当中的"子某"

<论语>所记孔子的弟子多称"子某",如子夏、子张、子有等.这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有充分体现.这一章提到76个人名,其中,名、字齐全者74人.     

中国式"大片"的起点、拐点与落点

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卧虎藏龙>探寻出的一条中国电影国际化的出路,激发了中国电影界中国式"大片"的创作热情.自张艺谋的<英雄>开始,这类影片不断涌现也争议不断.纵观其发展历程,中国式"大片"经历了初创时视觉追求的偏颇和发展中内容至上的转型,并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时代精神、秉承民族传统文化、追求人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     

余华小说《活着》所渗透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

余华的小说<活着>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他们的善良和平和,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在小说<活着>里都能找到表达所对应的空间,也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的蛛丝马迹,作为中华大地的本土文学,它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斩不断的"血肉"联系.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     

《风》《骚》"弃妇情结"探论--以《氓》、《谷风》、《柏舟》与《离骚》为中心

<诗经·国风>开创了比兴传统,其中"以男女喻君臣"的表现"弃妇情结"的抒写传统,堪称"风景这边独好",深受后世悲士与逐臣之青睐.屈原首沾其溉,他于<国风>传统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将"弃妇情结"之抒写传统更为自觉而广泛地运用于<离骚>等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士情怀,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抒写模式.<风><骚>"弃妇情结"抒写传统前后相续,同中有异.在表现手法、托寓寄情、意志情感、心理刻画、结构安排、形象塑造、情景结合、语言描写等方面,<风><骚>均呈现出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实而虚等明显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这正是屈原继承并发扬<诗经>比兴传统,使其诗歌艺术思维产生巨大飞跃的可喜之处.由<风><骚>所形成的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表现传统,开启了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之新径.     

《三字经》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三字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它以儒家的"性善论"主张为立论基础,通过最简洁的文字,以中国历史上几个典型地践行了善行的人和事来引导人们向善,将"善"作为<三字经>品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三字经>高度关注了德育的方式和方法,并根据人的成长过程以及接受教育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德育要从"人之初"开始、要高度重视家庭中的德育、要格外关注德育的环境等教育方式,这些思想和方法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微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诗经》之结构性观察分析:来自心理学的视角

<诗经>数据库可分为文化记忆数据库与历史记忆数据库.文章采用结构性观察法,根据诗歌中呈现的"复沓结构",观察诗人的复述和变化行为.研究发现,<诗经>文化记忆数据中呈现出由"全部复述,只出现字的变化"这一最简单的口语传统创作模式,到"完全不复述"的书面创作模式的稳定过渡,而历史记忆数据中呈现的创作语法属于无序变化.研究结果对揭示<诗经>创作风格的变迁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诗论》第九简黄鸟句的释文与考释

上海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黄鸟"句中从心从方的字,释读颇有歧异.结合字形,综合各种文献时"炳"字的解释,联系<小雅·黄鸟>的内容,考虑孔子道德批评标准及用语内涵的一贯性,将此字释为"炳"较为妥当,且符合先秦礼乐文化的若干原则.     

论北宋法律制度中"例"的发展

中华法系是一种把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结合的法制,二者相得益彰.当代学者对宋代判例法的性质和意义往往认识不足,宋代的法制中已经产生了成文的<断例>.北宋的历史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判例法在中国的传统渊源.宋代"例"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及其实践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具有立法上的成文化和实践上的自觉因循之特点.     

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

1823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三字经>是新教传教士麦都思撰写的第一种布道手册.作者虽然在创作形式上套用了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的文体结构,但并不是简单地将欲要传达的基督教教义构建在一种有韵有序的中文三字结构中,其创作过程内含了一个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化过程,是对当时既有的问答体布道手册的一个形式上的突破.同中国传统<三字经>带给华人蒙学教育的影响一样,基督教<三字经>仿照中国传统<三字经>的文体形式并因袭其文本的社会功用,成为一种适合在学校使用的宗教启蒙读物,并给新教在南洋地区所面临的文化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一面.麦都思的<三字经>不单在形式上有效缓和了中文口授与识字水平之间的对立,在内容主旨上也充分体现出新教传教士对异文化的一种观察视角,以及在与异文化对话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动性.     

"中原"的由来与嬗变

在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中"和"原"都是作为单音节词出现的."中原"作为一个双音节词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和<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之句中的"中原",意为原野之中.后来,"中原"逐渐演变为一个固定的名词,成为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其内在意义也因此而更为丰富.     

《古画品录》与"气韵生动"——谢赫绘画美学思想简析

谢赫的<古画品录>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绘画美学的系统化著作,其所提出的绘画"六法"则被视为中国绘画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六法"又被视为中国画六法,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特征所在.而"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则被谢赫视为绘画的最高审美标准,对后代的影响极大.通过对<古画品录>的解读和分析,本文将对谢赫<古画品录>中的美学思想进行全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