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情教”思想及其俗文学观——以《情史》《挂枝儿》《山歌》为例

明代心学思潮及市民思潮孕育出一批在文艺上追求性灵、高扬情欲的文学家,晚明文学家冯梦龙作为开拓了明代文学由雅转俗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情教"为理论基石,构建其"情教"思想系统及文学观念,对传统"乐教"及"诗教"观进行了反拨。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对"真情"的艺术原则的推崇及对民间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他所编《情史》、《挂枝儿》、《山歌》充分体现了其"情教"观及以"真情"为最高文艺标准的俗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徐渭与明代中后期的个性解放思潮

徐渭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先驱者.过去人们多以狂人视之,其实是对徐渭的误读.他的身世和遭遇,他的绘画和戏剧创作,可以看作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第一声号角.     

四库辑本姚燧《牧庵集》漏收误收考

姚燧是元代散文大家,人比之汉之司马,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各为一代文宗.明清人对他推崇备至,今人对他却很少了解,其重要原因,是其文集散佚.姚燧原有<牧庵集>50卷,佚于明中期.所幸的是,他有大量诗文收入明初所编<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得以从<永乐大典>辑出,编为36卷,此即四库辑本.<牧庵集>散佚之余再得流传,赖四库馆臣辑录之功.但此四库辑本存在着严重的漏辑误辑及文字错乱等问题,需要深入考查加以是正.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晚明表现主义书风与碑学思想的滥觞研究

多年来学界一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包括政治、经济及16世纪中叶以来的心学与童心说等文艺思潮,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思想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晚明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明时期石碑的考古发掘、碑学观念之生成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成因乃二维物化结构:当时的尚"奇"风尚、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等构成其精神元素;"二王帖学"系统及晚明碑学为其物质元素。研究进一步认为,尚"奇"风尚决定了晚明书家的审美取向,碑学思想的滥觞成其审美的最高法度。可以说,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源于碑学思想,它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这股书风尚未臻于极致就被肢解,然而,它对后世文艺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晚明科学思潮的近代因素

论晚明科学思潮的近代因素朱义禄如果说，先秦是中国文化史的播种时期；那末，晚明则为它的收获季节。中国文化史上这一金秋季节，果实累累，启蒙学者的别开生面的学说，深契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文艺思潮，具有近代气息的科学成就，构成了晚明文化的三大奇葩。下面仅就后者...     

关尹遗说考——兼论关尹学说与《太一生水》的关系

<庄子·天下>篇云:"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有学者认为,关尹学说即以"太一"为核心.随着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的出土,一些学者认为此即失传千余载的关尹学说.本文辑先秦文献中的关尹遗说,较之<太一生水>,认为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将<太一生水>作为关尹学说并不妥当.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晋书·刑法志》中的"情"字考论

"情"字是破解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遗传密码. <正书·刑法志>中多处出现"情"字. "情"在<晋书·刑法志>中有多重含义,如感情、人情、案情、私情、情欲等.本文通过对<正书·刑法志>中"情"字的考证,揭示"情"字同中国传统法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     

晚明审美思潮和散文美学

明代中叶以后至晚明,和社会结构同步变迁的是,人的心理和审美心理结构。共同的审美心理和意识的汇合,遂形成为特殊的群体意识——审美思潮。晚明的审美思潮的有机表现方式存在于理论和作品中间。诚然,小说、戏曲等审美样式得其风气之先,而在散文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奠定了晚明散文美学的特殊性质和形态。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

本文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决非完全是西方文化"横向移植"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基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来看,大多都受过传统思想的浓重影响,尤其是陆王心学给他们的启蒙精神带来了必要的思想灵感.民初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一度出现的"反西返古"现象,其更重要的动力在于一种对西方文化失望并进而转向于国学谋求新出路的考虑,而非以"文化保守主义"所能概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及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现代性的市民意识的发达正是晚明以来"以情抗理"人学思潮发展的一个结果或一种呼应,是一种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追求.     

各极其变各极其趣——论晚明书家师古观的转变

晚明书风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因,即为书家自身书学思想的转变.师古观作为书家书学思想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历代书家时所不可或缺的.而晚明书家的师古观,由于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与前代书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晚明书家反对一种形式上的拟古主义思想,打破了既往复古派书家所崇尚的"古法"、"古意"之美学禁锢,直以出自于心的"己意"役古法、吾神代他神,追求一种与古人不合而合的思想境界.     

“情”“道”分合与明诗的整体困境——以王夫之《明诗评选》为中心

文化心理决定了审美机制,所谓"一代之文学"必能反映某种"道始于情"的核心价值。明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提出了新的"发乎情,达乎道"诗歌要求。整体考察明诗文本的情感性质,可归为"台阁"、"格调"、"性灵"三派。明诗之所以陷入整体困境,正因未能承担上述使命:台阁派表现的"天理本体",已蜕变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情"形成了疏离与冲突;格调派追求的汉唐"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当时久成绝响,很难"情以发之";性灵派代表的市民兴趣与浪漫思潮,"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世俗生活情节的兴趣,却未能突破古典诗歌的表现能力、审美传统(更深层是文化心理)。     

情痴说:中国古典剧论的典范思想——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内涵及其意义

"情痴说"是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基石,它是晚明戏曲理论中"主情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与晚明文人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情痴说"强调演员的情感体验,与西方戏剧表演论中体验派的理论接近.通过潘之恒的"情痴说",我们对中国古代伶工注重内心情感体验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论《诗经》乐章的娱悦性及审美

<诗经>作为具有明确实用目的的雅乐,也是具有艺术审美意义的乐章,不乏审美娱悦性.其审美娱悦性,映射着周代统治者对其实用价值的欲望和追求.因而,周礼"制中"的原则规范着<诗经>的美学取向只能是中和之美.其所体现的中和之美,不仅对于当时及后代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审美定势在潜移默化中积淀;而且,对于儒家崇尚中和之美的文艺观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诗经>乐章所体现的中和之美的价值论色彩、正确性原则、普遍和谐观以及朴素辩证法之影响,也许永远不会消失.     

从文化视域阐释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观的演进

先秦至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观由先秦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向两汉注重章句之学的经学观、魏晋 六朝注重文章之学的审美观演进.这一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以赋<诗>、论<诗>等言志为主到有意识地探讨为文审美技巧的品评诗文;二是由先秦文化意义上的实用与审美的并重,经两汉的文化阐释,到魏晋六朝侧重审美的过渡.从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段文学批评观的演进给予学理上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