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廷学术宗尚对桐城派文论及其选本实践的影响

绵延300年的清代桐城派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文人的儒家道统,以文章为己任,同时,又受到清代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学术宗尚的影响.通过对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文论和选本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清延任何一种学术宗尚的确立、调整或变化都对桐城派诸家的学术主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古文理论以及选本的编选.当然,这种影响还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林纾古文理论述评

重视古文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是桐城派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方苞、刘大櫆、姚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在桐城派末代古文家林纾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林纾不仅在《中国国文读本》等选评本的序言中列古文的特点、要求提出了不少见解,而且撰写过《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等比较系统的桐城派文论。林纾号称为桐城派     

韩愈姚鼐文学观之异同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古文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代韩柳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运动。这里仅以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和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的文学观试作比较分析。     

论清廷学术宗尚对橱城派文论及其选本实践的影响

绵延300年的清代桐城派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文人的儒家道统,以文章为己任,同时,又受到清代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学术宗尚的影响。通过对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文论和选本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清廷任何一种学术宗尚的确立、调整或变化都对桐城派诸家的学术主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古文理论以及选本的编选。当然,这种影响还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宏襟宇内而发其才情——兼论桐城派理学思想的"流变"与对古文的价值"定位"

桐城派作为清代作家最多,影响亦是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有人据方苞标举"学行程、朱之后,文章韩、欧之间"的人生导向,据此分析桐城派在学理上是墨守程朱理学,在古文创作上亦是因袭韩欧古文之法.笔者拟从桐城派兴衰的发展轨迹分析,明显地看到桐城派在发展中的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在程朱理学单纯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又能积极地开拓创新,在文学创作理论、思想认识上吐故纳新,尤其在古文价值的重新定位方面,开出新的格局.     

袁枚文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

袁枚论文与论诗有很大不同,他把古文看作是"代圣人立言"之事,反复阐释了六经与古文的源流关系.由于注重古文创作,他对散文的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作过认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受容.这样,他在创作中自然追求一种澄明雅洁的境界,与桐城派的古文旨趣并无二致.     

汉宋兼容与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提倡汉学与宋学兼容互补的代表人物,其古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以桐城派的传统文论为基础,以宋学讲求的义理为中心,注重经济,兼采汉学,主张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点。     

桐城派诗论初探

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已为人所共知。然桐城派文人对诗歌的看法在清代派别众多的诗论中也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前人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桐城派诗论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有着重大影响,故笔者以为在讨论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也应对其诗论予以适当重视。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及清代文学的研究者。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朱琦及其散文创作研究

“桐城派”一直占据着清代散文的盟主地位。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的那样 :“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无不与桐城生关系。”这段话从时间上精辟地指出了“桐城派”的文运几乎是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如果从空间上看 ,“桐城派”的传播、流衍的范围之广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康熙朝方苞高举“古文义法” ,经过刘大木魁、姚鼐的递相传衍 ,道咸时文人学文 ,“江淮以北 ,五岭以南 ,咸取径桐城矣。”① 名噪一时的“岭西五大家” ,即是“桐城派”在广西生根、发展并达到古文创作高潮的最好明证。“岭西五大家”是以永福的吕璜为首 ,加…     

章学诚早期的古文世界与知识范式

章学诚把古文的写作置于古文产生的原初语境中思考,以《春秋》家学作为古文之大宗。这是实斋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前古文认识所达到的深度。这一时段章学诚关于古文的理念与写作实践,在现有的章学诚研究里尚未被足够重视。1789年之前的实斋的古文世界表现在从古文问题聚合到知识范式层面的各个因素。     

清代浙籍散文家的几个特点

清代浙籍散文家自由思想,恣肆落笔,少与桐城派相涉,受八股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也不大,表现出不同流俗的悖异倾向。其特点有四:1.几乎没有专治古文的大家;2.在众多浙籍散文家中只有两人是桐城派,且无足轻重;3.孜孜于程朱理学者不多,反程朱理学者不少;4.浓烈的民族意识和始终存在的对清朝统治者的离心倾向。     

制造出的桐城古文家——从曾国藩等人对嘉兴二钱的建构谈起

嘉兴钱仪吉、钱泰吉昆仲是乾嘉后重要的学者、古文家，一直以来亦被视为桐城派在浙江的代表。然而通过梳理文献，会发现他们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宗稷辰、曾国藩、刘声木等人逐渐建构起来的。其中曾国藩的作用尤为关键，由于曾氏在晚清政坛与文坛都占据重要地位，他将二钱纳入桐城派的言论便被后世桐城派古文家与古文研究者视为的论，层层相因而不加怀疑。事实上，二钱在古文研习方式与具体的古文创作趣味方面都与桐城派大相径庭，而与吴派汉学家的古文旨趣更为接近。     

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

清初的文化政策的变化是文学复苏的重要原因,桐城派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方苞为桐城派的开派首领,在江南日益平静之后,“学行继程朱”成为为文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祈向,再加上从明代尚先秦秦汉古文到尚唐宋八家的文学宗趣转变,复以桐城地域的人文风尚,一个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便呼之欲出了.     

钱基博与桐城派关系考辨

钱基博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以集部研究著称于世。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大的古文流派。虽然钱基博主张不立宗派,但也不排斥宗派,尤其与桐城派关系密切。不管是从宗族到出生地,从人生到交游,从教学到研究,钱基博与桐城派都有颇深的渊源。通过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既可以更好地了解钱基博的学术特征以及发展历程,也可以窥见桐城派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接受与命运。     

论章学诚“以古文为时文”对宋代文章学的接榫与更革

清代文章学批评以好谈文法为特点,且文法内涵范畴包罗宽泛,立足高远,视角宏观。虽然文章之学发展之清人手中几近乎极致,但其中很多文章学观点,无论是抽象理论还是具体操作,无论是古文时文的相济为用还是积学养气,无论是文成法立还是死法变活等种种理论建构与发展,都可以上推至宋代的文章学建构之中。其间,章学诚作为清代文史理论研究与建构集大成者,正可作为绾合自宋至清文法论发展演变脉络的代表人物,并可从中寻绎出其间的传承与革新。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 《南山集》 案彰显悲情的一生. 其实, 探究戴名世的字号、 文章及交游发现: 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 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 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 这并不违背 "稽古右文" 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 历经此案劫后, 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 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 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 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 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 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 进而"北方之强" 与 "南方之强" 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 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 显然, 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 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略论桐城三祖之文道观

文道关系是传统文论的核心要素,桐城三祖前后相继,从不同方面对文道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古文理论。方苞首倡义法之说,主张文道并重,但在理论上更强调"义"对于"法"的统摄作用,虽然他更多时候探讨的是行文之法。刘大櫆则对"文"的地位给予充分强调,认为义理、书卷、经济只是行文之材料。姚鼐则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使桐城派的文论更为严密系统。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