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沙“致虚以立本”的工夫论

在宋明新儒学体系中,"致虚"是祛除私欲的工夫。"致虚以立本"是陈白沙心学的基本体证工夫。濂洛之学是陈白沙心学的源头,周敦颐、程颢、程颐的"致虚"理论对陈白沙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勿忘"与"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儒学致虚工夫的基本途径。"勿忘"是提撕、唤醒的工夫,陈白沙通过"闲邪存诚"的"主静"或"主敬"的勿忘工夫执着于善,确立了心学的门户。"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心与理凑泊的关键因素,"勿忘勿助之间"的致虚工夫是陈白沙立心学说的诀窍。在"勿忘""勿助"的致虚工夫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的贯通,"惟仁与物同体"是陈白沙致虚工夫的极致。     

陈白沙心学的虚、实观

在陈白沙的心学体系中,实指仁、善作为一种客观实体而存在,表现为道体与心体两种存在实体。陈白沙通过日常生活中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渐次扩充,达致至仁、至善的修养境界,从而实现了心体与道体的贯通。虚是一种"无欲"的德性境界,致虚是陈白沙心学基本的工夫论,"闲邪存诚"与"勿助"是陈白沙心学致虚工夫的基本路径。陈白沙以体证仁、善之为人的本质作为立德的根基,在致虚工夫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物的贯通,即"惟仁与物同体"。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一体是陈白沙心学的核心内容。     

陈白沙“勿忘勿助”功夫的历程与内涵——兼论陈白沙儒学与禅学价值观之不同

"勿忘勿助"是陈白沙儒学体证的核心功夫,"勿忘"是提撕唤醒的功夫,"勿助"是祛除私欲的功夫。主静或静坐是陈白沙体证功夫的主要形式,"敬"与"一"是陈白沙体证功夫的两个核心概念。在陈白沙实现心与理的凑泊之前与之后,"勿忘"指向的对象有所不同。陈白沙的"勿忘"功夫指向善、仁、理,是实,禅学的坐忘指向空;陈白沙的"勿助"功夫是祛除私欲,禅学的体悟工夫是一种私意安排,因而陈白沙儒学的价值观与禅学的价值观有本质的不同,关于陈白沙的"流禅说"是没有根据的。     

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一本论对陈白沙建构心学体系的意义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提出了人与物"一本"的理论,即人与物同根同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与物、心与理、人心与道心、心体与道体均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一本论是宋明时期新儒学体系的宇宙论生成论的核心内容。一本论对陈白沙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理论构架的基础。人与物的关系是陈白沙心学体系的核心关系,陈白沙通过致虚工夫达致了"惟仁与物同体",实现了人与物的贯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本体自然、承体起用的以"自然之学"为特征的本体论、工夫论体系。既注重对主观性的心体的表述,又注重对客观的道体的表述,是陈白沙心学的显著特征。     

陈白沙的“立心”说与幸福价值观

陈白沙继承了原始儒学心性论德性进路,在体证、践证仁、善的基础上确立了"先立其大"的德性本体,此即"立心"说。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精髓,并将之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陈白沙的自然主义旨在阐释一种简易、自然、幸福的人生价值观,由"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承体起用、自然而然而无须助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喜悦情感体验即人生幸福。同时,在"人与天地同体"的一本论宇宙框架下,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浑然同体",在"道物无对"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人性自由,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实现了幸福的人生价值观。     

陈白沙心学的德性进路

陈白沙心学的德性进路即陈白沙心学的成德、成圣路径。陈白沙继承了孟子"集义"的德性进路,他认为成德、成圣的根基在于"立本",即通过日常生活中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以体证仁、善之为人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在"立本"的基础上,陈白沙的成德历程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提撕、唤醒的"勿忘"工夫为主,由于陈白沙并未透彻地理解"勿忘"与"勿助"体证工夫的辩证关系,因用功过度而导致了心疾;第二阶段以"勿助"工夫为主,陈白沙逐渐领悟了"勿助"的含义及其对成德、成圣的意义,即由"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顺理推演的自然过程,不需要任何的助长。至此,"勿忘勿助之间"成为陈白沙心学成德、成圣的基本体证路径。在此基础上,陈白沙构建了本体自然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     

江门学派的中正自然、德性自由理念及其思想影响

道体在二程的新儒学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认识心体的重要参照物。基于道体的特征,二程提出了以"公"释仁及以"体用一原"的体用关系来阐发心体。陈白沙在二程新儒学理论的基础上,既阐释了心体"中正"的含义,又在"体用一原"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自然"的自然之学,使中正与自然之学成为江门学派的两个优秀品质。刘宗周在自然之学的基础上从"意"为心之"定盘针"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德性自由的理论。陈白沙之后,江门学派经由湛若水、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依次传承,江门学派的中正、德性自由的理念是黄宗羲反君主专制理论在思想层面重要的理论来源。黄宗羲在明朝末年提出了人君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将儒学的发展推向高峰。     

敬与静--二程"主敬"思想对先秦儒家之"敬"及佛道"静"的思想整合

“敬”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治学修身治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敬的内涵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先秦，人们将“敬”看作治国的一种必备德行，是礼和仁的内在要求。就修身而言，它是目的而非手段。二程吸收了佛道二教静坐的修行方法，将佛教的“禅定”和传统儒家的“诚”相结合，赋予“敬”新的内涵，将其作为明理存诚的根本方法。此外，敬还是修身养性、入道入学之本。二程“敬”的思想被朱熹继承吸收，成为程朱理学穷理尽性的工夫和方法。     

程颢对吕大临修养工夫论的指导——以《识仁篇》为中心

吕大临先从学于张载,后又东见于二程。在问学于二程时,程颢对其关学"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自明诚"修养工夫论予以批判,并提出了"自诚明"修养工夫论。程颢认为吕大临在关学时期的修养工夫论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存在"防检"与"穷索"之弊。程颢对吕大临关学时期为学工夫的指点主要集中于《识仁篇》,其以"学者须先识仁"对吕大临的修养工夫论进行指导,而吕大临"默识深契,豁如也",并作《克己铭》以见意,表达了他对程颢"识仁"指点后的深刻体会。然而,吕大临并未抛弃其关学的为学工夫,他认为"自明诚"和"自诚明"是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的修养工夫。所以,关学"自明诚"修养工夫论和程颢"自诚明"修养工夫论在吕大临思想中得到了统一。     

杜维明与成中英的儒家核心范畴论

美国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成中英,以一种分析的、描述的方式来检讨儒学思想模式的某些显著特征。二人先争取到同情了解的真知,再开始进行批判性的创造转化,从而揭示儒家"仁"与"修身"、"人"与"人文主义"、"中庸"等核心范畴的深刻价值,以期更加深入翔实地了解和展示儒家哲学的原貌。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

司马光是宋代<中庸>诠释的儒家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广义>一书佚失已久,学者鲜能了解到其具体的诠释思想与理论特色.笔者根据卫涅的<礼记集说>中所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相关材料相结合,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来具体讨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对"性"与"诚"的论述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因而,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司马光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     

成都的清城与满城

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几乎都是在唐代罗城的格局与基础之上修建的。对于已被毁坏的成都城墙,五代后蜀、宋代和明代均进行过各自的修筑。清朝建立以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的恢复重修,使得成都的城墙、大街、大桥与城内各主要建筑的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现代。在成都大城之内的西部,清代还专门修建了满城,用来作为满蒙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的驻地。满城在清代是相对封闭的,未经准许的汉人不能随便进入。清朝灭亡之后,除抗日战争期间一度得到过维修外,包括满城在内的成都城墙大多被逐渐拆除了,不过时至今日,仍然能看到一些残迹。成都城墙的兴废过程,就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试析二程的情礼关系

北宋哲学家二程的情礼思想包括缘情制礼、以礼促情、以礼制情三个部分。二程是情性皆善论者,缘情制礼之"情"发自纯善的"天命之性",性情之善保证了礼的正当性,礼一经制度化,会对情产生反作用,可巩固有益的情感,限制不合节度的情。在现实中,二程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以及礼较之于情的优先性。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揭示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在本体论上,二程以实理,区别于佛老空虚本体.在工夫论上,二程主张在道德修养上的实工夫,对理从亲身格物和践行中去真知,以及参与经世实务. 二程认为治经近本,程颐称治经为实学.他们肯定人们基本的情、欲、利,提倡朴实的学风.二程的实学思想亦开明清实学之先河.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辨析

胡适提出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是其对立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派发起新孔学运动而强加给新文化运动派的。新启蒙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错误解读。二者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论程灏、程颐的素质教育思想

程灏、程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家的思想核心为"存天理、灭人欲",其教育思想核心为明理修德,他们都强调道德素质的重要性。二程认为素质培养是一个艰苦过程,必须通过教育和勤奋学习来改变人的"气质之性",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来养成崇高的人格。二程强调自我塑造原则和施教于乐、寓教于美、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