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对宗教公益慈善问题的新认识

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逐渐形成对宗教公益慈善问题的新认识,主要包括对宗教公益慈善本质特征、如何引导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以及开展宗教公益慈善应坚持的原则三方面的内容。这些新的认识是对新时期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举措的总结,一定程度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     

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新时代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治理吸纳慈善的核心是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公益慈善组织正从以往分类控制体系下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的角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汲取能力也通过治理吸纳慈善得以体现和深化。汲取资源的范畴突破了传统资源观的局限，逐渐向意识形态、行政管控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治理吸纳慈善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促使那些相对独立的草根组织发生了新的转向：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传统慈善以及让商业和企业家担负起自己的公益使命成为民间公益转向的重要形式。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的回溯与展望

在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中,女性从未缺位,发展女性公益慈善事业是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女性公益慈善的发展经历了以宗教驱动性与个体自发为主的古代阶段、渐显自觉的近代时期以及全民慈善的现代阶段.目前我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虽获得稳健发展,但制约女性公益发展的因素仍有不少.从多方位透视女性公益慈善发展现状,预测女性公益慈善的未来发展走向,将大力助推全民慈善的实现进程.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然而2011年集中爆发的慈善丑闻为其发展蒙上了阴影,慈善组织的监管问题日趋迫切。加强慈善组织监管必须采取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结构、调整政府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积极调动社会先进监管资源等措施。     

论政府在慈善捐赠激励机制中的角色定位

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的普遍捐赠基础之上的,政府应合理界定自身在捐赠中的角色问题:制定政策和法规,鼓励和保护民众和组织等积极参与捐赠;引导社会开展多元的捐赠,推动捐赠的大众化与民间化;履行对慈善机构的监管角色,促使慈善机构面向社会开展募捐活动,提升社会公信力.     

论我国转型期慈善文化的构建——以中西慈善文化比较的视角

当下我国慈善价值观存在二元悖论: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从而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将慈善价值观作为构建慈善文化的核心,吸收中西慈善文化的精髓,实现慈善文化的现代转型.此外,构建现代慈善文化还要完善慈善制度建设,确立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慈善机构运作格局,实行激励捐赠的税收政策,完善慈善机构监督管理机制.     

当代中国宗教慈善事业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审视

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宗教慈善事业一直处于衰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批判性阐述,在理解与认识上存在着不全面性.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肯定了宗教有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共同基础.在“适应论”的理论指导之下,宗教慈善形成了有系统、有组织、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同时,促进社会信任、积聚社会资本这一当代宗教慈善的重要功能也逐渐显现出来.2012年,《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的出台为当代宗教在慈善领域服务社会,从而在全社会促进社会信任、积聚社会资本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我国慈善立法的意义

我国在发展慈善事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法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意在呼吁慈善立法的尽快出台,通过制定慈善法,全面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在法律的监督下,使慈善机构程序透明化,提高慈善机构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并明确慈善机构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环境的改变,调整政府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改善目前我国慈善事业过分依赖政府的倾向。     

破解慈善公信力困境：可追溯系统原理运用的理论与实证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困境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重塑慈善公信力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治理慈善机构物资管理的混乱状况，实现捐赠物资的全局管理和调配，接受外部监督，即慈善事业运作透明化。引入可追溯原理于慈善事业运作链条，将可追溯系统与慈善物资管理进行对接，建构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实现慈善事业透明化，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能够切实发挥应有的优势，政府和慈善机构因此都有激励使用可追溯系统。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治理制度，制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营造慈善捐赠氛围。     

慈善组织运行中委托代理失灵及其矫正之策

慈善事业涉及捐赠主体、慈善组织、受赠主体、公众、媒体、受托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然而在实践中,委托代理常常出现失灵现象,而这恰恰是影响慈善组织有效运行的重要问题。慈善组织运行中的委托代理失灵,集中体现为慈善资源所有者委托不足而导致的慈善组织低效运行,接受委托的公益慈善机构越权代理、表面代理、局部代理、歪曲代理。造成这种失灵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慈善组织的弱激励与弱监督并存。矫正这种失灵现象,需要慈善组织通过强激励与强监督并行的运行机制来实现。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指出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现实需要看,当前中国不仅仅需要培育狭义的慈善组织,也需要培育广义的慈善组织,特别是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在培育模式的选择上,从培育的动力、培育的能力与可行性角度分析,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和专门机构主导模式各有优缺点,基于国内四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中国未来也应当选择统一培育模式。     

慈善事业的专业化问题研究

慈善的专业化是近来各界所关注的议题之一。为更好地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应进一步放宽设置慈善组织的门槛,鼓励慈善领域的竞争,同时也可通过购买慈善服务的方式解决慈善机构自身的专业化问题。而社区化就是改变慈善机构与社会公众和慈善对象关系以及推动自身行动专业化的重要途径。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新媒体与“善治”的可能——基于中外网络慈善监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外九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协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慈善监管的模式与特征虽各不相同,可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在利用新媒体加强互动方面也都还有待改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并未如期带来慈善监管"善治"。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国政府,或因片面强调社会自组织的作用,或因缺乏福利共治的经验,结果都在促进慈善监管机制整合方面踟蹰不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使用新媒体主要旨在获取资源,并非真正以受助者为导向,也不愿加重自身监管负担。因此,各种社会主体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加大监管和问责的力度,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国际视野下第三方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研究

建设第三方慈善评估机制将推动慈善组织规范化发展,我国已在实践中孕育了一批第三方评估机构,并对慈善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监管作用。但第三方机构在发展中还存在缺乏制度保障、信息相对短缺、资金依赖严重、评估技能不足等问题。我国应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评估的经验,分析各种评估模式的异同及利弊,进而提炼出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促进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引导公众的慈善行为,使社会形成持续的慈善动力。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政治吸纳与包容共生:慈善事业转型中的弹性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慈善事业格局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准行政制度化机构垄断慈善活动到民间慈善组织自由发展,再到政府利用制度划定公益活动框架的过程.帮助弱者、树立自身权威或身份认同的传统慈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准行政化家长式慈善体制,与现代慈善理念格格不入,慈善事业的不断转型发展正体现了政府利用自身张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并将...     

中国佛教慈善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佛教慈善事业有着悠久传统.目前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佛教慈善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应该在现代公益理念的引领指导下,探索"本土化"的慈善模式.未来中国佛教慈善需要在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运营机制方面寻求变革与创新.     

论慈善法治构建中的最佳行政

构造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现在的慈善监管仍然表现出强规制性,这种特征在很多方面阻碍了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最佳行政理论的内蕴和慈善法治发展的目标之间有多方面的契合。最佳行政状态中的政府不仅能作为慈善法治秩序的基本构建者而存在,最佳行政的理念也可以产生弥补政府在提供慈善公共服务不足缺陷的效果。最佳行政目标的树立与具体制度路径的建立,有助于慈善行政环境的改善并助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使我国慈善事业走上一条专业化的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