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公羊学派兴起原因浅探——兼与艾尔曼教授商榷

清代常州公羊学派是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公羊学巨擘的先驱。它既是清代考据学的反动,也是清代考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兴起是常州庄、刘两族的汉族士大夫意识对汉学复兴、＂文化＂满族等思想趋势回应的结果。庄、刘两族的长期兴盛则为常州公羊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宗族保障。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试论明中期学者丰坊诗经学考据特征

明中叶学者、书法家丰坊《诗经》学著作多被斥为“伪书”,评价也因人废书。丰坊《诗经》学著作是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与同时期的杨慎与季本《诗经》学都具有明显的考据特征,明晚期的梅鷟、陈第、焦循等继承明中期考据学特征,直接开启清代《诗经》考据学,影响清代《诗经》学乃至经学发展。     

清代隶书的复兴及其文化基础

清代隶书的复兴既是书法自身发展的结果 ,又有着广泛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晚明豪放书风虽然是帖学内部的变革 ,但已在审美思想上开启了清代书学思想转换的思潮。帖学的衰落促使清初的有识之书家进行新的探索 ,因而出现了隶书的复苏 ;文物的大量出土 ,金石考据学的兴起 ,以及在此基础上碑学理论的创立 ,极大地促进了隶书创作的繁荣 ,从而迎来了清代隶书的全面复兴。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张岱的晚明党争论平议

张岱在<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晚明党争的观点,主要包括:晚明党争的起源、晚明党争的危害、宽宥阉党.张岱的晚明党争论与他的家族渊源、地域政治背景和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晚明世风的渐变与文学的新进

晚明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时代。晚明世风的转变有着厚实的哲学基础，其世风表现为越礼逾制以及种种张扬个性的鲜明特征。晚明世风对文学的影响是突出了言情内容，使晚明文学成就裴然，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当代，晚明文学的痼疾也呈日益扩大之势。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由风流气韵到性灵趣味——《世说新语》与晚明小品的承传论议

晚明小品使用《世说新语》事典与语典的频率很高,晚明小品中的《世说》精神无所不在。相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在《诗经》学史上,清人之考据成就最为世所注目。而清人之考据,实由明之杨慎启其端。杨慎于明中叶,以其博学宏才,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旁征博引,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不仅影响了明后期的《诗经》经学研究,而且也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开启了先河。     

中国古典词学正变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典词学正变批评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明代为彰显期,清代前中期为兴盛期,晚清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体派性、源流性、导引性三个方面.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探寻诗词中的钱柳因缘——柳如是、钱谦益唱和诗词探微

钱谦益与柳如是的诗集中存有许多彼此唱和的作品,从"诗史互证"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些诗作,可以对钱柳因缘进行深入的剖析。剖析诗词中的钱柳因缘,并非只着眼于钱柳二人,而是通过这个视角去观照和审视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及文人的心路历程和价值选择,从中可以感受到明末文人注重个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另一方面,明清易代这样的宏观时代背景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文人面对改朝换代这种巨大历史转折时,内心所经历的复杂情感变化以及灵魂深处的痛苦挣扎。     

张岱研究述略

作为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张岱吸引了很多的学者试图走近他。从晚明至今,对于张岱的研究从最初的点评到中间很长一段时间的几至于空白到20世纪80年代后的备受关注以及走向深入,出现了大批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使张岱及其作品越来越为人所了解。今后,还需更多喜欢,热爱张岱的专家、学者进一步走近张岱,还原张岱,复活张岱。     

钱谦益的明史考证及影响

钱谦益一生致力于明代史学考证。详细地分析了《太祖实录辩证》史料征引的特色，归纳了其考证方法与原则，并从清官修《明史》对钱谦益史学成就的采纳上，挖掘了其明史考证的影响。     

清代台湾进士名录考订

有关清代台湾进士,黄典权、林文龙列有31人,汪毅夫列有32人,均未能尽台湾进士的全貌。通过文献考订,综合各家的统计标准,清代台湾进士的总人数应该是33人。从文献考订的过程看,相关进士名录、索引以及地方志等文献对清代台湾进士的记载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同时,据考订清代台湾进士的籍贯发现,有17名台湾进士的原籍是福建或广东相关州县,这和台湾社会的移民历史正相吻合。     

清末三儒《素问》校义例言

中医经典中的训诂,最早的是在注释《内经》中出现的。围绕《内经》形成的一系列的注释,集中反应了我国古代医书里训诂发展的历史与成就。值得提出的是晚清时代,对《内经》的训估达到了历史的高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就胡澍俞樾、孙诒让对《素问》的校勘条例作一探讨,以明他们在清代《内经》校勘学中的地位。     

广州话与格介词“过”和“畀”的变异考察

作为表示引进交付、传递的对象或受益者的与格介词，广州话中的“过”至晚于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在明末至清末的几百年间．“过”的使用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而“畀”作为与格介词的用法直到清末时期仍然相对少见。与格介词“畀”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过”竞争的变异状态。自民国中后期开始，广州话的与格介词“过”便呈现出被“畀”取代的趋势。“过”和“畀”的变异既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体现，也是语言运用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