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与"人类共同关切"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与“人类共同关切”概念应当共同指导“全球公域”的国际管理。文化多样性作为“全球公域”之一居中于“权利／利益——义务／责任”标尺,具有双重地位：文化多样性——而非文化本身——是所有人类的集体创造,具有重要的固有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因此“依据事实本身”是“人类共同遗产”;同时,它又面临诸多威胁,急需国际社会的合作应对,因而是“人类共同关切”。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不否定其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需加强国际合作,在国家间进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分配,并充分考虑代际公平。     

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变化为标志,全球公域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主导的早期海洋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处于缺失的状态;在海洋自由进入与主权封闭阶段,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出现,向着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域扩展阶段,极地问题凸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亟需性;在全球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公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内嵌于全球公域治理之中。尽管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全球公域治理依然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并最终为构建全球公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首先应降低目前大国之间在公域领域的权力斗争势态,将国际组织建设成为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寻求新的全球公域治理路径;再次,应构建公域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促使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的全球主义转向;最后,迈向"人类公域"这一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的理想图景。     

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对美国霸权体系造成严重冲击。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将环境资源的全球公域概念加以引申,使其内涵从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拓展到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外延从国际法延伸到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领域,试图将"全球公域"打造为国际秩序新概念,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美国霸权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追求"巧霸权"。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与美国全球公域战略对国际体系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我高度关注。     

论“全球公域”治理困境及中国的治理话语权建构

由于现有全球公域定义的不合理,导致国际社会在面对全球公域治理时出现了诸多思维困境,而这些思维困境又严重阻碍了有效的全球公域治理行动。与此状况相应,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实际行动与话语能力也出现严重不相称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形,提出符合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更为合理的全球公域观和治理理念,对于克服现有全球公域的治理困境,实现人类有效利用全球公域,对于改变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不合理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安全与生存困境中寻求人类的共存——约翰·H·赫兹的国际安全思想研究

约翰·H·赫兹是20世纪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其国际思想中最有当代价值的部分是国际安全思想。"安全困境"是其国际安全思想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生存困境"的揭示是赫兹对国际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他关于构建"生存伦理"的设想则是他试图缓解"生存困境"的良策。赫兹的"生存伦理"是一种广义层面的国际伦理,一种"全球性"或"普遍性"的伦理,即所谓"普世伦理",这一构想对于当今世界各国如何应对全球生存危机和建立"和谐世界"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国际法之“人类共同利益”原则

“人类共同利益”诞生于人类存在之初，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提出，才标志着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观念正式形成。随着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人类共同利益”日益凸显。“全球公域”、“人类共同关切事项”、“世界遗产”使“人类共同利益”观念深入到国际法的各领域。“人类共同利益”已在诸多国际条约中有所体现，且已具备强行法性质，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构成要件，应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重构“学生主体性”的内涵

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是发展学生主体性的前提,当前,在实践中对"学生的主体性"这一概念的认识有错位现象需要指出.基于主体教育中对学生主体性概念的理解与实践困境,对学生主体性这一概念做出诠释,进而对人们从事主体性教育提供现实意义.     

国际空间管理局:空间商业化体制的管理模式

"人类共同继承遗产"是外层空间法律体制存在疑问和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由于确定的财产权规则和执行机关的缺位,外层空间的商业化容易产生混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建立一个促进外层空间探索和开发的稳定体制的重要性.以国际海底管理局为模板,提议建立国际空间管理局.外层空间商业化不再仅仅是一个构想,需要用务实的眼光来审视这一问题,并设计可行的规则和机关来防止这一事业走上错误的道路.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来自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化学家尤·冯·李比希 (J.V .LieBig)。马克思主要在三种场合使用这一概念 :自然界、人与自然界关系、人类社会。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其它概念有生命、劳动、商品交换、裂缝等。揭示和发展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有助于我们发展唯物史观 ,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意义 ;有助于我们寻求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冲突和人类社会内部发展困境的途径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性质及其在区域制度中的落实新论:一个自然法的观点

自然法是指由人性所判断出来的原则。国际法应落实自然法原则,亦即:收纳自然法原则以及予以开展。人类共同遗产原则、普遍参与开发原则、收益分配原则、禁止排他控制原则、禁止军事使用原则、海洋环境保护原则,皆属于自然法原则。这些原则被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吸收,并予以进一步开展,而形成公约中的区域制度。区域的利用及环境保护皆应依区域制度为之。区域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区域的资源开发由国际海底管理局来主导。国家、国营企业、自然人或法人从事矿物资源探勘与开采,应经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同意。而国际海底管理局亦得自行开采矿物资源。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的法律困境与善治之道——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具有突出的经济、科研和军事价值，已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列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我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完善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制度提供了战略新思路。然而，我国在参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面临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被异化、平行开发制度实施受掣肘、资源开发污染问题仍严峻、保留区开发主体界定有缺漏等法律困境。有鉴于此，我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构建国际海底区域规则的引领国地位、完善环保规则与“资源”法律定义、优化国际海底区域开发主体的规定、释明和健全许可证制度等措施，构建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的善治之道。     

外空法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探析

外层空间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既不是＂无主物＂、＂公有物＂,也不是＂共有物＂,人类对其并不全面享有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人类对共同继承财产享有的权利近似于用益物权。＂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是国际习惯、国际法原则、强行法、政治性质或哲学性质的观点,它是尚在发展中的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一个国际法概念,是对外层空间法律地位的高度概括。     

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频谱和轨道资源

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 在国际层面通过国际电信联盟的国际合作管理机制在成员国间进行分配, 其依据是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各国共同制定的《无线电规则》。各国对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的权利是具有一定优先权的使用权, 这类资源具有国家不得对其主张主权或据为己有、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理、各国人民公平地分享资源、为和平目的使用的特征, 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空间商业化趋势带来的卫星及其所用频率和轨道位置跨国转让的问题, 呼吁资源分配的国际机制的改革, 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各国资源需求的平衡。     

论国际法之“人类共同利益”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全球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人类共同利益”日益凸显。“人类共同利益”已在国际法各领域的条约中有所体现．且已具备强行法性质,符合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应成为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论析——以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为逻辑起点

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愿望和不懈追求。马克思、恩格斯秉持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深刻洞悉历史发展规律，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阐释了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价值旨归、目标导向上内在统一于“价值性”,在外化对象上同一于“主体性”。与此同时还阐释了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互为相互评价与衡量的互促关系，以及相互评价与衡量标准的互证关系等，从多个层面分析了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     

基点·共识·功能：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点而更具理论生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实现可能。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构互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标识性概念和中国话语表达。新时代，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价值时空”与人格的发展

人格的发展怎样从“有限走向无限”?怎样达到个体与“类”的整合?这是人格研究至今仍感困惑的根本问题。文章认为,“价值时空”作为人所特有的主体存在方式,具有“自为性”、“总体性”与“发展性”的特征。由于人格是人的“类性”在个体性上的体现,因而人格的本质内含着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类性”或“类价值”的普遍性。人正是在“价值时空”中获得了这个普遍性,成为能体现“类价值”的普遍性个体,从而使人格的发展从有限走向无限,从个体走向人类的整体。     

现代性难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世纪末的困境和新世纪的展望

现代社会经数百年“理性化”发展,世纪末的人类正面对着现代性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和历史。在对人类生存规范基础的先行澄明基础上,依照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问题意识和针对原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着眼于现代性两难的现实,努力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带有指向人类自由、解放实践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     

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全球治理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通过共同协商和共同行动来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规章制度还是从主客体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融合。中国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以自己的视角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对自身和全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以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角参与全球治理,为全人类经济、政治和理论等方面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