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中国正逐步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国家形象”也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必然遭遇的现实问题,因而国家形象建构的相关研究也有了愈加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近五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相关文献,对目前我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战略意义、宏观理论突破以及具体案例的实际操作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对现阶段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理论及现实情况作出粗略整理,以了解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国外媒体对中国公共政策议题的舆情解读与形象建构——基于计划生育政策议题的案例分析

探究国外媒体对中国公共政策议题的策略解读与建构过程,有利于构建良好的施政国际环境。以国外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为研究样本,结合内容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从体裁类型、议题属性、话语方式、情感倾向四个层面出发,探究误读发生的诱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国外媒体倾向采用通讯及述评的方式,集中报道与人权相关的政治议题,并通过"对立"与"多声"的话语策略,设置"议题政治化"的框架,进而建构负面的中国形象。因此,为建构与传播良好的中国形象,应基于国家政治安全视角构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完善国家战略传播的危机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国家对外传播语系。     

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理论探源——以冷战后中国形象的西方解读为视角

后冷战时代纷繁芜杂的动态性现实使国家之间形象认知的冲突性表现得极为明显,有必要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变量探讨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其中,权力是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最本质因素;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外部环境;一些国际制度的统一性与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往往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问题,最终影响他者的国家形象观。观念与重复性互动有时更易于阻止他者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知发生积极的变化;由于"敌人"的建构具有多重功能而成为某些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国家之间彼此的形象认知很难趋同。国家形象认知的冲突性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     

当代中国能源话语中的安全化逻辑与国家形象建设

在"安全化"理论视角下,"能源"在当代世界已成为一个从多角度被高度安全化的范畴,可以同时作为"存在性威胁"和"指涉对象"进入安全化进程之中;能源是一个独特的、极为重要的议题,具有极大的安全化潜力。能源因素同时作用于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能源话语"(尤其是"能源安全话语")是一国"能源软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与建构元素。"能源安全话语"与"能源软实力""国家能源安全"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维护能源安全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的建设与维护需要依赖能源安全话语的持续建构作用。近年来中国能源话语中的"安全观"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重视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与中国理论。中国能源话语应积极建构自身"积极、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完善能源话语体系,讲好中国能源故事。     

网络言论传播与国家形象 在年轻一代的良性内构

国家形象建构的整体链条中，一国公众作为主体对国家客体的多元感知形成了国家形象最基本的以“个体”为单位的主观认知存在。基于公民必然的社会人属性，每一个独立的认知存在会与其他个体的认知存在发生交互作用，在社会生活的不同维度进一步相互影响和建构，形成一个社会宏观意义上国家形象的内构。而在形成或影响个体基本的国家形象认知的诸多因素中，媒介使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具体到当今的网络时代，网络言论作为社会观点的载体能够直接对个体的社会认知产生影响。现时代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公民网络接触的普遍性使得这种影响凸显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同时，年轻一代的心理意识特性使之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可塑性。今天的年轻一代将成为未来国家建塑的主力人群。通过网络言论传播影响和构建年轻一代心目中国家形象的良性完形，则有可能进而藉由这一特定社会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未来整个社会国家形象的建构。     

“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国家形象建构

当下,建立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上的传播行为,是一场话语生产与权力争夺的较量,是中国在综合国力渐增后试图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良好大国形象的新尝试。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话语历经媒体"家国同构"与"天下大同"的模式化生产,已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话语标识,媒体以"一带一路"话语为载体,企图建构身份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助力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文化交涉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之建构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课题,国家形象的建构越来越为世界所普遍关注。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必须克服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陷阱,以作为哲学化的伦理学之儒学与现代性的生活意识为内涵,构建起主体性的价值观念,且站在＂文化交涉学＂的立场,突出＂如何与世界交往＂的时代主题,探索国家形象建构的途径与方法,建立起现代性的国家.国民形象。     

论国家形象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

身处权力关系体系中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它有实现跨文化转向的可能吗?多元文化主义曾试图建构开放、多元的国家形象,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在互联互通的语境下,国家形象指向对话性,因为只有进入"我—你"对话关系之中,国家形象才能体现人的交流需要。世界主义突破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单一性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封闭性,把国家形象推向对话之境。现在,中国在国家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国家形象进一步推向跨文化语境。     

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

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托语言的表达,而概念隐喻可以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特殊功效.作为思维构建的重要手段,概念隐喻在表达简洁、形象突显、认知创新、语言鲜活等四个方面对形象塑造发挥作用;国家形象具有民族性、稳定性、两面性、多维性和变化性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语言的表述和建构,概念隐喻也是其重要建构手段.通过整理和分析所收集的涉及指称国家名称的大量新闻报道的语料发现,当前在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话语建构中,概念隐喻在认知层面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动物化和人格化、固化性和临时性、民族性以及意识形态性.     

建构中国形象的三个重要因素——四川震灾报道案例分析

文章从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入手，分析央视等国家媒体的四川震灾报道为何能为中国形象增色，指出尊重普世价值、突出真实性和提高媒体公信力是媒体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三个重要因素。论文认为只有深入了解媒体与国家形象间的关系，才能使媒体在建构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主义的误读

在分析民族自决概念及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与民族自决的关系进行辩证的探讨,明辨民族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的误读,对廓清民族自决概念的混乱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与国家软实力

国家形象是主权国家各种基本存在和各种具体活动及成果映射到国内外公众头脑中的反映。国家形象的要素由基础要素、动态反映要素等构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实力或权力,从而构成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谏诤观

谏诤是国家治理活动,是君主专制下自我监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实现合理有效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中国古代谏诤观的产生和发展与谏官的设置密切相关,大约产生于商朝,大盛于诸子,与治国理政的实践结合并产生积极作用在汉唐时期,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日趋衰落。古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有“太和”观念、天人之学、“和而不同”的修养论、朴素的辩证思维、“仁政”思想等。古代谏诤难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桎梏,同时和谏诤本身的不正常发展、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有关,这使古代谏诤观即使有一些民主色彩,最终仍然疏离了民主政治发展方向。     

电影与国家形象:产业、文化与美学

所谓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历史、民族等方面的表象特征的总和,是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等传播介质所塑造出的形象。它既包括一个国家在国内的形象,也包括在国外的形象。在全球信息和市场流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之间往往相互参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仍表现出两个极端,而在文化的功能上则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一方面要保障自身健康发展,同时又要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前提,也是电影产业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当下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局面。     

国家形象外交初探——以2000-2008年美国国家形象外交为例分析

国家形象与外交具有相关性。国家形象外交的兴起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形象作用的凸显。不同的外交主体和外交对象的组合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国家形象外交形式：官方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者发挥不同作用,共同塑造着国家的形象。文章以2000—2008年美国的形象外交为例分析了这三种外交形式的作用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论纲

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待于深入。研究应首先进行概念界定,从形成条件、理论体系、国内战略、国际战略、党际战略等方面构建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引用如系统论、影响论、心理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进行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国家利益＂的研究领域和视野,使其从单纯的国际政治领域延伸至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等领域,而且有助于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研究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及其战略的构建。     

《反分裂国家法》与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塑造

近年来,"台独"势力的增长已成为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现象,而在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着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深层次危机."台独"势力图谋"法理台独"的行为所带来的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混乱,已成为中国和平统一之路上的重大障碍.<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既是以"合法"对抗"非法",而且对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有着正式的规定性、引导性以及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最终实现.     

论“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

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新战略,它包括三个特征,一是对传统文化转化与发展并举;二是对外来文化吸收与扬弃同存;三是对革命文化继承与辨析兼重。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具有密切联系。首先,推动国家文化创新必须注重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语言安全的保证是国家文化创新得以推动的基础;其次,国家文化创新必须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并举,两者必须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增强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创新有机结合,从而防止在操作与认识上走向文化封闭主义与语言霸权主义这两个误区。     

“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国家创新体系"又称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骨干部分是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基本功能是进行并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对高等教育有较为深刻的启示高等院校要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作用;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