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佃农的中农化

在清代，定额租制取代分成租制在全国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在定额租制发展的前提下，永佃制和押租制随之发展。租佃制度的创新，导致了地主与佃农之间产权关系的变动。学术界对清代的永佃制与押租制都作过许多研究。     

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研究

近代以来,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出发,对中国佃农的独立性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真正从实际调查材料出发所进行的实证还是比较少而且薄弱的。根据近代以来对中国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的各种实际观察和调查资料,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并不像以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薄弱。而佃农对于地主之依附性的存在,一则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如生产资料的不足等,二则由于知识的缺乏。     

明清的奴仆与奴仆化佃农

明清时代伴随商品经济的繁荣,租佃关系充分发展,确立了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割以及永佃权,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但就是在出现上述进展的地区,同时并存着奴仆化佃农与带有主仆名分的特殊租佃形态。奴仆化佃农,就其自身的本质而言,仍是佃农,又不同于一般佃农;接近于奴仆,又不同于奴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研究,显然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发展复杂性的认识。根据明律的规定,只有诸王、勋戚、功臣等特权阶层才可以蓄养奴婢,违者绳之以法:     

“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研究——台湾“小地主大佃农”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中国台湾实施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对于中国内地解决现阶段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小地主大佃农”政策通过从政府主导、协会协调、“两个分离”、“双向辅导”和“一个平台”五个方面出发,有效解决了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文章认为内地要解决目前的农业问题,可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实施“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除坚持政府承担所有成本、土地流转自愿、土地流转市场定价以及流转耕地务必务农四大原则外,还需要从支持政策、辅导政策和配套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清初佃农浅论

<正> 我国历史上很多封建王朝开国之初,都是依靠自耕农的力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清初社会经济同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不同的是,其佃农经济从一开始,就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在清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佃农作为主要的生产者之一,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本文拟对清初佃农的特点、作用,进行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师友。     

清中后期租佃争诉加剧外因研究

清中后期,地主与佃农之争诉不断加剧。除了租佃契约之内在缺陷,生态恶化、经济状况萧条、地主与佃农经济恶化、市场混乱等外部环境是租佃争诉加剧的外因。     

赓续传统 推陈出新——《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评价

租佃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佃农按约定向地主交租,但在灾年,减租成为两者争诉焦点。在乾隆朝,减租政策与习惯相冲突。在价值上,政策维护国家利益,而习惯维护社会公平。在规则上,政策不强制地主减租,而习惯允许佃农减租;政策对减租比例无明确规定,而习惯有比较清晰规定;政策规定由政府认定减租,而习惯规定由地主认定减租。两者抵触不仅导致减租司法混乱,而且激化租佃矛盾,使佃农暴力减租成为常态,引发社会震荡,并恶化农业生产。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租佃制度与农业互助合作

仅从剥削与被剥削、土地租让与经营的角度并不能全面认识租佃制度的内涵,租佃制度还包含着业佃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关系。以往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佃农之间的互助合作行为,而在租佃制度中以伙种、分种、换工、帮工、分租、力租、永佃、减租等形式存在的业佃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则被遮蔽于剥削关系之下。在租佃制度中,非对称性的合作与互助是业佃关系的常态,租佃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性、剥削与互助并存是租佃制度的基本特征。对构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来说,限制租佃关系的剥削性,倡导基于自愿、公正、互惠的农业互助合作,形成租佃与互助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进租佃制度的路径。     

亚洲小佃农的混合历史和土著知识

根据对一种所谓的典型土著知识体系和当代东南亚小佃农种植园的个案研究 ,本文对“土著知识”这一概念的前提提出了质疑。作者的分析首先总结了橡胶人工栽培技术的历史发展 ,集中讨论了南美洲帕腊橡胶向东南亚的移植和在此期间及其后橡胶人工栽培知识的建立。这种知识建立的历史具有两个重要的断层 ,即橡胶树与其原产地观念背景的分离和对橡胶生产技术的广泛试验。由此产生的亚洲小佃农人工栽培体系像其他类似的体系一样 ,即非土著体系 ,也非外生的体系 ,而是一种混合物。这种混合体系面临主要参与者即小佃农和政府种植园部门的竞争。文章的结论是 :第一 ,土著知识的概念是一种“分裂的行为” ,它勾销了相互影响和竞争的历史 ;第二 ,土著知识的概念历经了初始的接受和使用期 ,然后是拒绝使用期的“生存周期”。     

近代山西省的租佃关系

封建租佃关系,和几亿农民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对山西省的租佃关系尚无专文论列.本文试根据农村调查资料,并结合有关文献,对解放前山西省的租佃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佃农的一般状况和租佃手续据南京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在1933年,山西省佃农占农户总数18%,半佃农占22%.抗战以后的十余年间,在日伪及阎锡山统治下,由于战争频繁,剥削繁重,自耕农加速破产,佃农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如1943年,在山西十六县148村中,贫     

清代集体抗租与法律调控

集体抗租是一种特殊的租佃纠纷,往往采取暴力的形式与官方对抗。而官方对集体抗租的态度是严厉打击。但是由于佃农经济状况与乾隆社会的恶化,集体抗租愈演愈烈,纠纷会越来越多。清政府颁布了很多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     

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

田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通过赐封、购买、兼并等途径,唐代贵族官僚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大小田庄,对唐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田庄主或其派人监督下,田庄里盛行以租佃制为主的经营模式。佃农是主要的生产者,具有自由民身份。唐代贵族官僚的田庄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封闭、独立形态,同市场联系密切。它具有流世短,败亡快的特点。田庄后来日益成为贵族官僚安身立命的归隐地。     

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与贱民制度的消亡

两宋时期,田宅产权交易频繁,官府在保护田宅产权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维护所有权的法律也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但是因为上位法的存在,徽宗、理宗时期"子民"的田宅产权也时常受到侵夺。田宅产权交易立法,尤其是"天圣五年诏书",从法制的角度维护了佃农在契约租佃领域的地位,赋予了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的迁移自由,促进了客户的地域流动,从而催生出社会对佃农、人力、女使等贱民阶层权利保护的观念,他们被纳入编户齐民,成为五等户籍制的有机组成,拥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最终带来南宋初年贱民制度的废止。     

国民政府合作社政策缺陷的产生原因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社政策存有诸多缺陷和失误。究其原因,有的是主观认识偏差所导致,有的是客观条件限制所造成,而有些则与其政权性质的局限性紧密相联。受上述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的合作社政策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复兴乡村经济及解决民生问题的预定目标却未能达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如关于研究时段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面的问题,关于运用现代财政理论和公债理论来分析、研究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国民政府外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汽油问题及其解决

抗战爆发后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油荒 ,影响了抗战的维持。为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强汽油进口力度 ,在国内生产炼制 ,鼓励代用品的发明与使用以开源 ,另一方面限制消费 ,实行管制以节流 ;在不同时期 ,政策的侧重点又不同。分析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汽油政策及其变化 ,可以看出国民政府面对不断变化形势的应变能力。并对现阶段我国解决汽油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