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精确"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批评话语的语义分析

用抽象和精确来评价中西文论,在"比较"意识上是值得深入追问的.精确是相对的.隐喻性是语言的普遍特性和深层的本质,而科学性、逻辑性、精确性不过是语言发展的阶段性特性,从隐喻性中衍化出来,并不具有普遍性.西方文论未必就是精确的,其术语和概念未必就是严格限定的,这与"语境"有关系;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也有某种精确性,但这种精确性不是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由语境来控制的.古代文论在中国古代意义是明确的.     

后殖民理论:中国文论建设的另一种视野

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引进的西方文论,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使我们能够看到西方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文论应走出"失语"的自卑状态,平等地展开与世界各种文化的对话.本文提出了中国文论与其他文化对话的途径与可能.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论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及其救赎之途

因为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基础,中、西文论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规则、话语和意义生成方式.但同为旨在把握人类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探求文艺奥秘的一种途径,二者只有是否适用而无先进与落后之别.但是,五四运动截断了中国传统文论之"根",致使中国文论最终走向西方化,而西方化后中国文论也最终导致中国文论话语的丧失.为改变中国学术界"古与今文论的断裂、中与西文论的隔膜",我们主张中国文论的中国化或日语境化,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语境化及西方化的中国现代文论的中国语境化.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是在西方近现代文论和思潮影响下发展生成的。在纷繁众多的西方思想和流派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地位,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内在原因。而市场经济所伴随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必然使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具有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阔大的全球意识,同时也为我们建构有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提供了新的契机。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

1995年,有感于中国文论的严重西化倾向,学术界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一个折射着百余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论题,人们有理由期待着取得较大的学术实绩.但遗憾的是,持续了三年多的争鸣很快降温,具有实质性理论突破的学术成果似乎并不多见.     

"三个代表"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创新的品质。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创新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形成了一个执政党建设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赋予了每一个代表以新的内涵 ,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是理论创新的典范。     

走在梦中的道路上--论沈从文和他的中国梦

沈从文的中国梦是他基于其审美主义理念对"中国"的艺术想象。他梦中的"中国"是一个完全以人性为原则建构起来的理想社会,文学和教育是他为这一梦想设计的实现方略。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文化语境中,他一直恪守着通过思想文化变革,参与现实政治实践这一"大政治"的胸襟、理念和思维方式,这使他只能宿命般地走在梦中的道路上"向人类远景凝眸"。     

正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主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新时期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三个代表”中 ,其精神主题集中表现为三个“三” ,即三个方面的内容 ,三个方面的内涵 ,三个方面的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我们要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必须真正理解好这三个“三”。     

先秦诸子平均思想研究

平均或均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先秦诸子,关于平均思想有丰富的论述,是中国古代平均思想的源头.研究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启发意义.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先秦诸子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分为不同的学派,但在平均思想上却没有明确的思想分野,这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它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从“大同梦”到“中国梦”:中国理想社会追寻轨迹

"礼运大同"是中华文化原创期集先秦各学派理想主义的最早系统表达,并在以后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形成了持久生命力。近代以来,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顺应人类发展趋势,批判传统、判断西方、展望未来,并成功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对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梦"既坚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民族特色,又为它的实践确立了宏伟目标和路径选择。中国传统理想主义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追求,更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精神。"中国梦"是一种思维范式、价值取向和求索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健康发展树立了一个理想主义维度。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思想文化最高理念的性质即非实体性所决定的。与西方由其实体性最高理念所决定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不同,"象思维"不像西方那样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现成的思维模式,而是整体直观、非对象性、非现成的。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但其异化形态如唯科学主义等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象思维"是比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更加基础和本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发创生性"和保持动态整体平衡的特性。"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     

"追体验"的解读——徐复观美学思想的思维理路探索

“追体验”的思维理路是徐复观美学思想的特色,他的这一问学方式源于他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现实困境的面对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独有觉解。因此,徐复观在解读古圣先贤的思想时透出生命的意蕴。徐复观的这一诠释方式不同于西方文论中的作者中心论、本文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     

论孙中山的"以人就法"思想

“以人就法”是孙中山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思想主张,其基本精神是反对封建时代的“人治”,维护资产阶级“法治”。就这一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无疑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其中不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也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却体现了孙中山在对待古代历史遗产和学习西方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主义色彩,不仅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适应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发生新变化的要求提出的 ,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统一体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

本文认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启蒙于国内,而非日本;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启蒙时期(从1912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李大钊通过多种渠道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接触;产生时期(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至1920年),李大钊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发展时期(1921—1924年),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由空想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并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