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

“儿童本位”论是贯穿于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历史的最重要的儿童文学观,它产生于五四时期,经过当代的理论诠释和创作实践,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思想。近年,儿童文学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了以“主体间性”来超越“儿童本位”论这一理论主张。本文认为,试图以“主体间性”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主张,没有真正理解“儿童本位”的本义,没有认识到在儿童文学这个世界里,儿童与成人之间,有着其他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具有的特殊关系。在现阶段,“儿童本位”论依然是远比“主体间性”更具有历史和现实实践之有效性的一个方案。作为历史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

儿童观问题是儿童文学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问题 ,2 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 ,集中到一点 ,就是“儿童观”问题。从五四“以孩子为本位”的儿童观 ,到 30年代“配合一切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再到八九十年代尊重儿童个性的儿童观 ,它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产生了变革 ,通过儿童观来影响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     

现代性视角下的郑渊洁童话创作论

儿童观是一切儿童文学的原点,对儿童认知的变化标识出儿童文学的不同面貌。尽管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伊始就提出了“儿童本位”论,但在实际创作中却一直呈现出“成人本位”的倾向、特征。郑渊洁童话的出现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固有形态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他所创造的皮皮鲁式儿童依靠自我启蒙,切断了传统“听话”模式,在言语和行为上都表现出鲜明的批判精神,演绎出独立理性的智慧儿童形象;在艺术表现层面,郑渊洁童话卓越的想象力和游戏性特色,不仅表现出其童话的审美现代性,更构建了以“想象”和“游戏”为本质的童年观,形成了荒诞幽默的童话书写形态。郑渊洁童话体现了其独有的儿童本位观,其影响力的持久性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性和现代性价值。     

粉细砂含水地层隧道施工技术

秦文君是一个自我意识、童年情结很强的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文体特色凸显,作家的童年在文本中多次闪现,显现了一位创作与人生交织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独特状况。以秦文君2000年以后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解放儿童的儿童文学观,充分挖掘作家本人和她的小说文本的精神世界,力图与秦文君的作品进行一次比较个人化的“对话”。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与“有益”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     

硬与冷背后的温情——析鲁迅儿童视角作品的美感特征

鲁迅的儿童视角作品对中国现代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以及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将儿童的游戏天性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体现出儿童视角中的善与成人视角中的真双重审美特征,并呈现出纯真的诗性意蕴,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     

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

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之初的儿童观呈现为“儿童本位”的特点。从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开始, 以成人为中心的“儿童教育观”成为主流并一直持续到新时期。在处于文化转型期的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 “儿童教育观”中以成人为中心的一元价值观逐渐消解, 儿童作为个体生命现象, 其主体地位开始回归。本文在考察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儿童观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 提出在成人与儿童的两极世界中, 一种双主体规律的实现将是建立新型的当代儿童文学儿童观的途径     

硬与冷背后的温情———析鲁迅儿童视角作品的美感特征简

鲁迅的儿童视角作品对中国现代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以及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将儿童的游戏天性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体现出儿童视角中的善与成人视角中的真双重审美特征,并呈现出纯真的诗性意蕴,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     

儿童本位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

儿童本位论曾给予滥觞期——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以重大的影响,这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如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说:“我们只要对初创时期的现代儿童文学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儿童本位论几乎成了当时许多儿童文学文论的立论依据,直接间接地吸收过其中的合理内核。”这个论断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问题在于,当建国前许多人极力张扬儿童本位论和建国后异口同声地批判它的时候,都未对儿童本位论的内涵进行过科学的阐释和界定,致使对它的张扬缺乏分寸,对它的批判也显得无力。因此,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儿童本位论的基本内涵,及它在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流变,以初步揭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形成过程和本质特征。     

论鲁迅的儿童文学

鲁迅一生热爱儿童，在五四之初与其他人一起提出了“儿童本位论”。他不但以实际行动翻译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还在个体创作中为儿童带来许多儿童视角和儿童题材的作品，留下宝贵的财富。探索鲁迅的儿童文学观和译介的儿童文学作品时，重点发掘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早期小诗和散文诗的文学价值。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文学史本体论再思考

文学史本体论最为关键的是文学观和史学观,文学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史可以有多种的书写方式;史学观问题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为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是“史”和“论”的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还须仔细辨析。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论鲁迅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鲁迅把儿童问题从家族关系发展到人类关系的高度上 ,认为父子关系是一种自然平等的伦理关系 ,父母对子女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以“幼者为本位”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鲁迅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批评和翻译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 ,鲁迅也塑造了众多鲜明的儿童文学形象     

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再认识——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由浙江师范大学蒋风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已经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界,也是世界儿童文学界的一件令人瞩目的新成果。这项成果及时地弥补了这一方面存在着的一个空白。本书以二十七万字的篇幅,在三十二年的历史跨度中,勾勒出从“五四”文学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论述了漫长岁月中的历史变迁、文学思潮对于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和作用;以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自身的     

儿童文学名家访谈:儿童阅读与儿童阅读教育

李牧雨,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委会副主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影视编剧,《音乐世界》杂志社社长,出版《白马可心的星空》、《了不起的熊猫宝贝》、《无敌双胞胎》系列、《校园树精灵》系列、《鹿鹿的迷幻花园》系列等三十多种儿童长篇小说。同时从事影视编剧,创作了电影剧本《笑里藏刀》《花旦》以及微电影、广播剧等。儿童阅读与儿童阅读教育是当下语文教育研究的热点,访谈从作家视角出发来洞悉儿童阅读与儿童阅读教育,分享作家眼中的创作观、阅读观与教育观。     

文学史的语言维度及其向度——评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

一 1988年4月<上海文论>特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与王晓明展开了对重写文学史的多重思考.但就在当时,汪曾祺却呈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重写文学史"现在还不行".他基于如下这样的思考:历史事实成为了铁案,作家作品的单向度思考,以及写作中存在的偏差.[1]而当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汪曾祺的担心显然已不是当前重写文学史的主题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难题,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不是能不能重写的问题,而是如何重写的问题.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