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变化:以环境气候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分析中心

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从相关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发展入手,分析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权力变化的现象。其次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指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权力的有效性体现在意识宣传、信息提供、行动监督这三个方面。最后探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权力获取的主要途径,总结出议程设置权力的引导和规则规范权力的引导这两种不同的权力获取渠道。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都在不断上升,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行为体还是国家,但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进程,这是不容忽视的。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构建

应对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全球多元环境主体和建立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的全球环境治理。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成长和参与，以及合作性规制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赖生态型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导与推动。真正全球环境治理的非政府主体兴起有力促进生态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其民主责任模式要求深入推动生态型政府的民主进步，而扭曲全球环境治理的强势国家主权干涉则严重阻碍生态型政府的自主发展。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基于环境大数据的“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新理路

互联网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数据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环境大数据是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和体现,为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长远来看,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更要重视市场与社会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新格局。环境大数据能够提供开放透明的环境信息、科学的环境决策资源和前沿的技术支持,推动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双向互动的"环境治理共同体"。运用环境大数据搭建环境治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平台,促进治理主体、线上线下的有效沟通和协同参与,推进环境产品创新和环境服务创新,将是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网络社区和公众营销: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获得话语权的新途径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国际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上重要的行为体。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和我国与世界交流进一步增多,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进入中国,在环保、医疗、教育、慈善等领域发挥其影响。在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获得对于公众的话语权是其实现政策影响、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非政府组织难以在中国社会获得有效的话语权。不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中国网络社区的兴起,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获得了一块相对现实社会而言监管较松、限制较少的场域。故而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长期积累的公共关系培育经验,通过公众营销的方式来获得其在传统情况下无法获得的话语权。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论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八国集团日益暴露出其合法性与代表性不足等缺陷。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二十国集团正在酝酿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既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活跃化的现状,也迎合了全球经济日益增强的多极化趋势。但二十国集团本身也存在某些不足。本文通过对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比较,提出进一步强化多边治理,解决全球经济治理参与不足等问题。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构建呈现出公共性、层次性和作用领域多元性等不同以往的特点.中国正通过参与和构建不同的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参与和构建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过程中,要注重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保障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路径选择上,应积极加强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执法协作,进一步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中国海警局应在中国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学习理论视角下乡村环境协同治理路径优化

将社会学习理论的动机强化、示范刺激、观察学习三个主要内涵与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为、过程及成效三个着力点结合,阐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参与机理,探究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发展路径,以福建省H村为例分析其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动机强化不足、示范刺激微弱、观察学习被动的现实困境,从厘定主体生态位、打造重点榜样示范、形成治理共识共力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为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对世义务"的困境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展现

以海洋环境污染为代表的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逐渐暴露,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解决全球海洋治理方面的新问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实需求呼唤着新理念的出现.海洋活动的特性使其更需要整体性保护.尽管国际法上已有"对世义务"这一保护各国共同利益的概念,然而其外延却并不明确.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是否成为一项对世义务还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各国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提供整体性保护、解决海洋治理问题的中国对策,可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做出有益贡献,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生态文明背景下中国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始至2015年《巴黎协议》出台,对环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一项摆在中国妇女面前的新议题,尤其在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妇女的参与不仅仅是有效的工具性需求,更有助于从制度上与理念上重塑国际与国内环境治理。中国妇女虽然已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横向互动与纵向互动的各层面中,但在国际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的参与度依然较低,而提高这一层面上的参与度对于中国妇女的自身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妇女的全面参与,才能推动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制度。     

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再论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与中国借鉴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城市治理难题。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花园城市",其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在城市规划、社区治理、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为借鉴,中国城市治理需要更新理念,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城市治理信息化、法治化、社会化,重视公众参与,重视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社区建设,关注公共住房制度改革。     

国际法治视野内国际非政府组织问责内涵解读

问责是指问责对象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以恰当的方式向问责主体进行负责的过程。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法治的参与者和促进者,为了实现参与和促进国际法治的目的,必须要向各利益相关者进行负责。由于目前国际法治呈现的多元性和国际法之治等特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也要相应的呈现出独特的内涵。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不仅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概念,而且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内容、问责方式和问责目的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除此之外,因其独特内涵,国际法治视野内国际非政府组织问责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困难和复杂的过程。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主权

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环境保护的新模式,它通过宣扬全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扩大参与主体、增加规则类型等方式弥补了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不足。     

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界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内容,分析了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研究认为,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坚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坚持绿色发展文化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建立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系统、实现共享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治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监测和执行力度软、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发展绿色金融,推进重点领域和企业绿色化改造;同时,不断丰富治理指标体系,强化环境监测监管(环保督查),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的中菲海上安全合作

全球海洋治理的提出与发展推动了中国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双方合作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意识的强化与能力的提升、中菲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南海主权争端、双方海上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美日等第三方势力的干预因素又不利于双方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这要求中菲双方加强战略互信,积极实施战略对接,以双边磋商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若干问题研究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就是对传统城市环境治理有关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与创建的一种行为过程。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既有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创新动力机制问题，也有政府的重要作用与相关制度因素。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应当坚持协调发展与互惠共赢、互补共促与整体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及民间组织推动等原则。当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主要有市场取向的制度创新、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创新等。     

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与救济

区域海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正被来自陆源排放、船舶溢油、海洋工程等多层面的污染影响,区域海洋环境治理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该现实特性问题可以通过区域内外治理主体的协同得到有效解决。在近年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类事件和冲突中,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司法救济是实现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对近年来我国近海海域跨区域环境治理现状的检视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着立法规范欠缺、制度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通过完善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诉讼制度、构建司法多领域衔接机制等方式,构建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救济体系,推动我国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