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

通过施莱尔马赫与功能学派赖斯、解构学派韦努蒂和阐释学派斯坦纳的关系分析，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对当代西方译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是多维的、动态的；施莱尔马赫的影响绝非出于偶然，而是翻译理论家对新的理论框架的追求在施莱尔马赫思想中找到结合的契机。     

论施莱尔马赫对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反思与重释

原罪教义是基督教教义体系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赖以形成的理论根基.从西方基督教思想传统来看,奥古斯丁有关堕落和原罪的学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影响深远.然而,正是施莱尔马赫对传统“奥古斯丁模式”原罪理论的持续反思,重新修正了这一有关原罪问题的经典理论.在当代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看来,施莱尔马赫是神正论“爱任纽模式”的最主要代表,这一模式有效替代了充满诸多问题的“奥古斯丁模式”.本文试图结合施莱尔马赫有关原罪问题的具体阐述和主张来论证这一看法的合理性,指出其基本特征和理论实质,并进一步揭示出这一模式转换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深入理解和阐释施莱尔马赫基督教思想方面所带来的一系列重要启示.     

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哲学溯源

通过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进行哲学溯源,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与其哲学视界紧密关联。他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阐释哲学方面独到的见解无不影响其翻译理论的形成。追溯施莱尔马赫的哲学思想是理解其翻译思想的重要途径。     

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的解读沿革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译者这一主体却总是被忽略。在阐释学理论的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基于此,以阐释学主要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的主要思想为理论发展脉络,分析阐释学框架下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解读。研究发现：施莱尔马赫首先看到译者的主体作用,伽达默尔和斯坦纳则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描绘了译者的能动性。     

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之历史文化成因探究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成因。从如何对待异域文化来讲,施莱尔马赫强调保留和尊重异域他者语言文化。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还体现了德国的精英主义意识,与当时德国抗击法国霸权主义文化密切相关。正是通过翻译吸收他者的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德国积累了文化资本,构建了自我民族认同。     

施莱尔马赫对康德道德神学的批评——基于对《论宗教》的研究

在《论宗教》中,施莱尔马赫以形而上学、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为基点,通过重新厘定三者的关系,批评康德的道德神学体系让上帝的存在成为"公设",道德成为宗教的基础,从而使得宗教失去独立性。施莱尔马赫以直观和情感界定宗教,从而为启蒙时代宗教走出困境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柏林时期的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一场非思想性的思想论争

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争论是近代思想史上一场颇为引人关注的论争。尽管二者都有各自的理论主张和基本立场,但他们其实都持续关注着对方的思想发展,并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一种参照。实际上,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争论可以追溯到由黑格尔应召来到柏林而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尽管施莱尔马赫希望黑格尔能够来到柏林,但是,二人思想观点和精神气质上的差异很快导致了冲突。在把黑格尔从柏林科学院驱逐出去的过程中,施莱尔马赫所扮演的角色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最终促成了二者彻底的分道扬镳。     

论伽达默尔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在追溯伽达默尔哲学的理论渊源时,由于伽达默尔本人高举“哲学解释学”的大旗,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他与狄尔泰乃至施莱尔马赫这样心理学色彩浓厚的解释学家联系起来。其实,如果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成熟的、成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新颖夺目的的现代历史哲学与     

人性的教牧--施莱尔马赫与启蒙的困境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精神出现全面衰退,启蒙陷入困境。施莱尔马赫从时代的状况出发,将这一困境的根源归结于"理智和实际的人"跨越了启蒙的界限,要求消除宗教。为解决启蒙的困境,施莱尔马赫将人性和宇宙关联,以神性的宇宙观为前提,将人性的本质设定为"两种对立的力",并提出"人性的教牧"的思路。然而,由于抹去了西方古典传统中人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走向普遍的人性完善最终只能是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望。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伦理学研究

＂现代新教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早年在发生信仰危机之后转向了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当时的学者专注于康德的第一批判不同,施莱尔马赫主要考察康德的第二批判,严厉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学说,尤其是其至善理论和先验自由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尚未成熟但在随后的年代发展完善的至善学说和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