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下的政府投资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投资机制缺乏科学性等问题.政府应科学确定投资比例,建立高等教育基金制度,进一步完善投资法规和国家资助体系,加大高等教育投入.     

中国城镇水业的投资需求及投资价值

分析了我国城镇水业的投资品特性、市场需求和资本需求,阐明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大幅度的水价格改革创造了城镇水业的巨大的投资价值。随着水价逐步提升、市场准入放开和管理体制日益完善,中国城镇供水和污水处理的投资机会大为增加,中国政府放开水务市场的力度日益加大,允许多种水务经营主体跨行政区域进入城镇水业市场。     

论保障江苏省义务教育巩固提高和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引发了义务教育投入不足、负债严重、办学条件较差、公用经费普遍不足、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其弊端是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的政府投入和合理运用,难以消除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教育不均衡,难以科学确定义务教育投资的整体规模。为使江苏省义务教育巩固提高和均衡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应该实行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应建议义务教育经费由省级政府统筹,加强教育预算体系等制度建设;政府承担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已有债务,加大支持力度保障其义务教育稳定发展;加大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省级政府投入,积极推进"合格学校"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义务教育投资政策。     

新加坡、印度政府建立人才开发投入机制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关键是建立切实可行的人才开发投入机制.而人才开发投入机制的重点是重新构建人才开发中的政府投入机制.文章借鉴了新加坡、印度政府建立人才开发投入机制的经验,提出了:以人才资本优先投入、优先积累的理念主导人才开发中的政府投入;通过政府投入导向来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降低人才投入的风险;尽快建立人才资本优先投资的政策体系;加大人才开发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政府用于人才资源开发的资金的比例;放宽人才开发资金投入途径,实现人才投资体系由政府主导与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相结合;通过人才市场和有关激励机制的运作,提高人才投资的数量与质量诸方面的策略.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主体行为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要想发展农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关键。农业基础设施与其它基础设施相比,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特征,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不同的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会有很大的不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以不同投资主体的行为特点为基础,采取加大政府预算投入力度、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投资、有效动员商业金融及农户的投入等措施。     

教育投资理论视野下扩大高等教育投入的思考

从教育投资理论和教育投资的属性、特点来看,教育投资既是今日所必须的消费性投资,更是明日扩大了的生产性投资,它注重一定的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扩大高等教育投入,必须要统一认识,确立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渠道地位,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挖掘高等教育自身资源,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工作平台和运行体系。     

提高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制度思考

基于国内外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而目前我国农业科研资源在农业各行业、品种和领域的配置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农业科研投资制度在科研体系、科技力量部署、科研投资增长方面还有待完善.今后一段时期需明确政府在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政府的农业科研投资模式,从制度上保证农业科研投资效率.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分析与改进研究

我国环境政策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环境政策未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环境政策规定的处罚手段不够严厉,执法效果不佳,环保投入不足,地方政府发展观念滞后等四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政府更加重视,国际交流愈加频繁等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环境政策的改进方向是:兼顾自然权益和人类权益,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以实现高效为目标,加大环保投入,综合多种手段深化环境政策改革;树立和谐理念,转变政府工作观念,改变政绩考核机制;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研究,建立社会制衡机制,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重视人文发展,进一步加大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教育投资理论视野下扩大高等教育投入

当前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一临的突出问题。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从教育投资理论和教育投资的属性、特点来看,教育投资既是今日所必须的消费性投资,更是明日扩大了的生产性投资,它注重一定的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扩大高等教育投入,必须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进一步确立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渠道地位,为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挖掘高等教育自身资源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工作平台和运行体系起到推动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投资主体及其行为特征研究——以武汉市H村家园建设为例

资金投入是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进展和成效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武汉市H村的＂家园建设＂来看,政府和农民是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的主体,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农民支出为辅;公共财政投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农民的资金来源由家庭储蓄和私人借贷组成,其支出以家庭消费为主,二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但是由于政府的投资从决策到实施都是＂自上而下＂、大包大揽,造成农民缺乏积极性,普遍存在一种看客心态。新农村建设若要提高投资效率,迫切需要政府在项目决策和项目实施上加大农民的参与力度;同时,政府和农民均应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农村＂软件＂建设的投入力度。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我国国债对投资影响的绩效：回顾与反思——对积极财政政策下国债绩效的一个评价

本文通过分析国债支出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可以看出:国债对投资需求的增长具有直接作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投资的增长也是拉动总需求增长的最强劲的动力;国债投资对启动民间投资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使民间投资具有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民间投资的持续增长,体制、制度的创新是一个重要因素;就全社会投资来讲,在一些领域中还存在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投资、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住宅业投资.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83～2008年我国五类环境污染指标,运用"纵向"拉开档次法计算出能够全面衡量我国环境污染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数,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并采用边限检验的方法,对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总额的增长在短期内降低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长期来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进口总额的增加都会显著加剧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内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但长期来看,恶化了我国的环境。     

基于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宏观环境、投资策略与我国寿险公司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寿险公司的投资自主权不断扩大,随着“偿二代”等政策相继出台,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成为监管者重点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构建基准模型,针对我国寿险公司投资策略对公司风险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构建嵌套模型来分析宏观环境对投资策略风险效应的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投资策略对公司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这种投资策略的风险效应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会降低已有的风险水平,利率水平上升会在增加寿险公司偿付水平的同时增加公司经营风险。本文研究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寿险公司投资策略选择和安全经营具有政策启示。     

中国转型期财政支出政策再研究

财政支出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集中体现在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的不断增长,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在中国转型时期,如何处理好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与民间投资增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极为重要。政府支出增加产生的预期效果不会出现"挤出效应",在相应政策下还可以带动民间投资。     

政府补偿下基于私人公平偏好的PPP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针对PPP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引入政府补偿契约问题。考虑私人投资者对政府补偿存在公平偏好倾向,借鉴BO模型的思想,将私人投资要求的特许收益作为其公平参考点,并通过对FS模型加以改进,构建私人公平偏好效用函数,从而给出私人在政府补偿下的投资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最优解和概率分析,探讨私人公平偏好对其最优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借助数值分析给予检验。结果表明: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有利不公平时,私人将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最优投资,并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不利不公平时,私人最优投资及可能性将在有限公平偏好内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减小。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