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效率区域差异演进趋势分析

为全面把握中国流通产业发展质量,文章从区域差异的视角深入探究了中国流通效率问题.基于对既有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优化,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确定了流通效率测度指标权重,得到了2003-2013年全国31个省份的流通效率水平,并运用多种区域差异测度指标对中国流通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动态测度.实证结果显示,2003-2013年,全国各省份流通效率均呈现逐年提升态势,但其绝对增量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增量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流通效率区域相对差异缓慢缩小,但绝对差异的持续扩大仍应引起高度重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的流通效率差异程度各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程度始终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流通效率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区域间差异.     

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双碳”目标下客观识别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合理预测其发展趋势,对于优化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构建纳入旅游产业碳排放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分布动态法、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尺度及时间、空间层面揭示了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演进规律及其主要成因,并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ARIMA模型等对“双碳”目标下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中低与中高效率占比大、低效率与高效率占比小的“纺锤型”特征,并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东北、西部及中部地区递减的发展态势;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与马太效应,效率较高的省份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高效率趋同,低效率省份则产生一定的负向反馈作用,形成低效率趋同,两种现象间的两极分化特征形成显著的马太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是全国及区域层面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演进的核心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企业规模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预测期内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具有带动整体效率提升的较大潜力。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2003—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Tobit模型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推动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东部地区需积极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有效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提高其产业结构层次,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应主动选择性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正确认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区域的差异,是合理平衡资源与环境发展关系,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前提条件。运用SBM/超效率SBM模型,通过对我国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和动态变动进行测度,可以深入分析省区差异、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绿色经济效率年均值为0.706,从整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倒U型演化过程。虽然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水平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但省区间的差异性有所下降,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条件β收敛性。研究期内效率水平改善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弱,1996—2010年全国范围内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FDI、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时空差异。     

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及区域差异评价

农业数字化是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构建农业数字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数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域指数。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我国农业数字化水平稳步上升的趋势显著,且不同省份间存在明显差异;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农业数字化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发展指数接近。依据测度结果,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融合及加强政策扶持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否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而绿色技术创新在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绿色物流效率的过程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省份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资源型省份的绿色物流效率尚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应大力推进物流业碳交易市场的完善,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针对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资源禀赋的省份实行差异化政策,从而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并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对物流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三阶段DEA和Tobit模型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全国物流业效率，基于Tobit模型研究科技创新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排除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后我国整体物流效率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同时呈现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效率低下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R&D经费投入显著抑制物流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抑制东部地区物流效率，而对中部地区物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效专利数对物流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显著正向促进东部、中部地区物流效率；R&D人员全时当量对物流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物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各地区政府应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应加大资本与人才投入。最后，从科技创新角度，对提高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效率提出建议。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低碳约束下中国流通业效率的区域差异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测算

发展低碳型绿色流通是提升流通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流通体系需要对流通业的真实运行效率进行客观评估。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模型,在剔除了环境噪声和随机干扰后,利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我国流通业效率的真实水平,并基于此探讨了我国流通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通业效率总体水平较低,规模无效是导致流通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各环境变量对流通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地区开放程度与流通业效率正相关;城市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政府干预度与流通效率负相关。考察期内,流通业综合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流通效率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流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最小。     

农产品物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2000-2011年30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基于SFA方法从全国和各地区的视角分别对农产品物流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探讨了外生性环境因素对其影响的差异及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根源.研究表明：我国及各地区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外生性环境因素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主要来自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的综合效应,其中东部地区主要来自于技术效率的变化,中西部地区则几乎全部来自于技术变化.改善和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是一个庞大的综合工程,宏观上要依托于我国地区发展的战略布局,中观上要倚重于我国产业发展的结构调整方向,微观上要注重于合理配置物流核心过程中人员、物资、资金及信息的流动.     

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及其省际差异分析——基于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1998—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农业产出和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并分析其省际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已经初具绿色转型的趋势,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均上升;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低下。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效率依次递减;全国省域间效率绝对差距没有缩小趋势,但相对差距明显缩小。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绝对差距均没有缩小趋势,但东部、中部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相对差距存在缩小趋势,而西部、东北地区没有缩小趋势。全国2/3的省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低下但处于增长态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宁夏、新疆陷入效率低下且呈下降态势的双重困境。     

中国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随机生产前沿函数,确定合适的投入和产出指标,选取中国2008~2016年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测度中部六省绿色金融发展效率,并研究环境变量等指标对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九年来中国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前期增长速度较快,后期发展缓慢,且不同省份间差异较大;绿色金融工具在提升发展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绿色投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的效果显著,绿色保险有待进一步发展;不同省份间的财政支出、人口数量等因素会对绿色投资的生态效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对农业绿色TFP的影响研究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算各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就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对农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效率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农业绿色TFP增长,东、中、西部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业绿色TFP增长和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作用效应依次递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未对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而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有抑制作用。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基于地区和细分行业双重视角

中国制造业的能源效率分析一直是近20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考虑地区和细分行业的双重视角,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了2001—2011年中国9个省份1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选择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测度模型来计算能源效率,并讨论轻重工业之间的能源效率差异。研究发现:（1）制造业各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均较低,且不同行业间差距较大。轻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略高于重工业,但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重工业总体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明显高于轻工业,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轻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重工业。（2）各地区整体制造业能源效率偏低,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但西部地区依然有能源效率较高的优势行业。（3）同一行业在不同地区的能源效率有较大差异,能源效率整体较高的行业在各地区发展不均衡,能源效率偏低的行业在各地区的能源效率都偏低。而同一地区内不同行业间的能源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能源效率高的地区也存在效率较低的行业,能源效率偏低的地区并非所有行业的能源效率都低。     

基于SFA的中国农村区域技术效率分析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区域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分析技术效率差异对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技术非效率对产出差距的影响十分微小,产出差距主要受不可观测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技术非效率是导致地区内各省份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而言,这种解释力度并不强。另外,通过对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分析得出,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存在着明显的收敛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处于显著发散的趋势,技术效率对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越来越大。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重大国家战略区域视角

在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考察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态势及其空间差异，对于全面协同提升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超效率EBM模型综合测度了2011—2020年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全面考察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各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十三五”期间，多数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相比“十二五”期间均有所提升；重大国家战略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     

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研究： 效率测算与FDI区位选择

创新和绿色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绿色创新效率可被视为衡量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通过测算2006—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而从省级层面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目前大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不高，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2）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负向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正向的拉动效应；（3）环境规制强度和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同时提高能够吸引更多FDI，环境效率和创新效率提升的合力作用明显，说明环境管制和绿色发展不能一刀切地实行“关停并转”，应当同时考虑技术创新和创新发展。这些结论启示我们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创新效率，彻底转变发展思路，加快提高自生能力。     

中国数字产业技术进步效率测度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中国数字产业技术进步效率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技术进步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涨幅存在一定波动性,且数字产业技术进步效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中国数字产业技术进步效率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逐步降低的分布格局。技术创新能力、经济规模、劳动力规模、产业结构均可促进数字产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且这一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此,应以技术进步为导向,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体系;以均衡发展为目标,破除技术开发共享体制机制障碍;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打通数字技术人才上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