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后体制下的乡村政治:变迁与重建

本文的研究将遵循已有研究所提供的方法和理论启示，运用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具体是经济上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政治上乡政权建立以后的乡村政治发展作一个客观的总体性分析。因为各地撤销公社建制没有统一的时间，因此，这里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日期的话，大约是在１９８３年前后。公社体制下国家是通过经济组织来控制社会的（把社员编入一个个生产单位）。公社解体后，国家的政治权力就缺少了体制规定的经济依托。因此，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分化，但公社后体制（乡体制）仍…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

民国时期，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扭曲变形，始终没有达到制度理想。虽然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政治行为有关，但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的认识，也对目前大力推进的村民自治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一、封建的乡村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乡村自治制度的运作首先受到乡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民国时期，地主制经济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地主是主要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据统计，１９２５…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本文在分析了改革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组织重构的前提。文章最后指出，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社会自主性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抛弃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论从组织体制上保持基层社会的发展持续性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论汉代田庄的历史地位

汉代田庄在汉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汉代田庄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汉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田庄主是在地方上拥有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名门著姓,控制着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乡村教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由于田庄是一个综合经营的实体,具有能够"闭门成市"和自给自足的特性,在国家强盛时期,田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在国家控制无力的情况下,田庄又会成为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支柱,表现为国家统一的对立物。田庄对汉代社会所起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汉代国家控制力的大小。     

论市场条件下中国国家控制的模式转换

论市场条件下中国国家控制的模式转换彭勃（复旦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市场体制的确立，使得国家控制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国家政治工作的重心转向社会经济事务，国家控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接近，因此，强化国家控制能力，抑制国家控制的负面效应，...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重要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多长的时期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赶超.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场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的大实验,结果欲速则不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     

对大公社分配方式的历史反思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薄一波曾作过重要评论,他说:"大跃进'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1](P752)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冒进突出表现在乡社合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全国的普遍建立(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誉之为"大公社")和以所谓供给制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制度的急剧变革上.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对瞒产的开明态度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国五亿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干社会主义事业、奔共产主义前程.按照这一理念,他一贯倡导的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精神,总之是提倡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依这种理念和精神的逻辑推理,干部、社员隐瞒粮食产量并且"私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耐人寻味并出人意料的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隐瞒粮食产量的做法采取的并不是反对和批判的态度,而相反地是同情、赞赏甚至鼓励、提倡.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研究——以无锡、保定为例

本文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为例,说明农业土地经营小型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人民公社对土地曾实行了大规模经营,由于诸多弊端,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在无锡、保定地区,随着农民大规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大户、村集体或工商企业,从而出现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喜人现象。但是,这种较高成本的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才能做到的事情。     

组团式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基于枫桥镇的实证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经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供给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的个体供给机制和后税费改革时期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的多元供给机制三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农村公共服务日益呈现多元供给态势,但相较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创新路径加以完善.本文提出以组团式服务为路径,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并以枫桥镇的初步实践为例,总结出了一些普适性的经验.     

浅析家族组织在建国后四次社会变革中所受到的影响

家族组织是长久以来中国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必不可少的透视角.通过分析家族组织在建国后四次社会变革(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改革)中所受到的冲击及其原因,揭示了家族组织的政治、经济等功能在这些变革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家族权威消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注意研究当今家族势力再次抬头的原因及其条件,并对抑制家族组织的不良作用采取正确的对策.     

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现象透析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一些农村封建迷信大有抬头蔓延的趋势,农村封建迷信泛滥的原因有历史的遗留、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下降、经济分散化、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迷信泛滥给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治理农村封建迷信现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论网络传播视野中的网络写作及其走向

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人们的写作观念和写作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网络写作,应该把写作纳入网络传播的视野,才能真正理解网络时代在线写作的意义。网络写作在功能上、观念上、文本上和语言等方面呈现出较明确的走向,从而使之与网络传播建立起互动框架。     

执政能力与新时期的人民民主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民主发展相互促进,互相影响。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驾驭社会主义经济能力的提高,最终促成了人民民主建设物质基础的初步奠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不断增强,直接推动了人民民主建设制度保障的有效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提高,有力指导了人民民主建设所需文化基础的初步形成。新世纪、新阶段,党要不断适应新要求,在实践中提高执政能力,将会推动人民民主建设更好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