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利与权利之间——论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所有批评都认为最大化功利主义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过失,即它忽视了人的分立性的道德重要性。这种功利主义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平等的尝试的论证缺乏公信度。而这也是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理论基石。作为新观念的代表理论,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绝对至上性,但是它存在理论上的悖谬,导致其可能接受为未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所最无法接受的结论;况且,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因此,这种新观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法令人信服。     

在功利与权利之间——论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自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功利主义政治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这种批评的中心观点认为:最大化功利主义的最大的过失在于它忽视了人的分立性的道德重要性.但是,这种功利主义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平等的尝试的论证缺乏公信度,这就是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理论基石.作为新观念的代表理论,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绝对至上性,但是它存在理论上的悖谬,导致其可能接受为未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最无法接受的结论;况且,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因此,这种新观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法令人信服.     

论罗尔斯公正原则的内在困境

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首先,公正原则并不比功利主义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最小最大规则不能成为人们选择政治制度的指导规则。关于可能性的知识是无法排除的。公正原则中包含着功利主义思想因素,甚至它就是一种修正的功利主义。其次,将差异原则作为一种公正原则是不合理的。它既不是公正的,也不具有道德基础,反而导致公正原则内部平等与激励之间的矛盾。最后,罗尔斯的消极自由概念造成平等的自由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虚幻的自由。因此,罗尔斯的公正原则集中表达的是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是为西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辩护的一种尝试。     

功利与自由:密尔道德权利理论的旨趣依归

在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探讨过程中,关于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对功利与权利的道德诉求,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密尔的权利理论主张人拥有受尊重的一些权利,这种主张常常与义务论道德理论架构相关联,从而背离了其所致力于阐述和辩护的功利主义精神;二是密尔功利主义以追求幸福的最大化为最终原则,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他人正当权利的侵犯,从而导致密尔功利主义在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张力。事实上,密尔功利主义理论能有效地避免了以上两种理论困境。他对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在理论上是融贯一致的,其道德权利理论采纳的是一种依照道德常识的,以功利和自由为旨趣依归的间接功利主义。     

论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体现在理论形式和价值内容两个方面。在伦理理论表达之形式上,它扬弃并兼具道义论、后果论、德性论的话语方式之优长,表现出一种全面性理论的特性。在价值选择之内容中,它是向人自身、向社会自身的完全的复归,表现出一种指向生活实践的积极性特质。毛泽东的功利主义思想,因其革命性理论品格而超越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在道德功能论上的非道德主义的狭隘性以及泛道德主义的空洞性。     

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论哈贝马斯与墨菲对政治哲学自由观的重构

为了理解当代自由主义同社群主义之间有关自由观争论的实质,有必要对两种自由分与合的内在理路进行阐释。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对古代人自由和现代人自由的区分,再到柏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二分法,人们似乎在此基础上能够辨析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然而,随着当代强势的社群主义者把尖锐的矛头指向柏林的消极自由观,并以某种过于夸张的形式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截然对立误解为当代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论战的实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包括哈贝马斯、尚塔尔.墨菲的警觉。他们以一种以包容、扬弃和超越这种抽象对峙为目标的理性辩护,演进着当代政治哲学自由观重构的政治命题。     

功利主义与个人视角——论伯纳德·威廉斯、罗尔斯等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自诞生之日起，功利主义就受到了各种批判，其中最普遍的批判是道德批判。伯纳德·威廉斯、约翰·罗尔斯等人从个人视角出发，针对功利主义的不偏不倚性提出批判，主张这种特征导致功利主义无法解释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但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无法对功利主义做出成功的道德批判。通过评判标准与决策程序这一关键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从个人视角对于功利主义提出的挑战，缓解了功利主义所面对的巨大理论压力，证明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过于严苛的道德理论，并且功利主义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包容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     

"开放性问题"论证:反驳与辩护——当代西方元伦理学的走向

20世纪初,直觉主义者摩尔以"开放性问题"的论证来反对自然主义用自然性质给"善"下定义,主张"善"只能靠直觉去把握.但因为"直觉"难以言明,所以不能彻底驳倒自然主义.其后的非认知主义者黑尔通过揭示道德语言的用法,强调评价功能是道德语言的特殊性,为"开放性问题"的论证提供新辩护.作为应对,自然主义者既通过"性质综合同一性定义"的理论继续反驳该论证,又揭示了非道德语词也可能具有的评价功能,回应了非认知主义的批评,以新自然主义的方式再度复兴.在关于"开放性问题"论证的长期争论过程中,西方元伦理学的各流派此起彼伏,纷至沓来,形成了西方元伦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全面把握上述论争和走向,对于国内元伦理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伯纳德·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威廉斯基于个人完整性在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指出,功利主义由于使个人与其道德情感、行为相异化,并对个人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从而侵犯了个人完整性,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理论。对此,有人认为威廉斯的完整性概念及其地位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功利主义未必与个人完整性相冲突;还有人认为所有道德理论而不仅仅是功利主义都必然侵犯个人完整性,个人完整性不能作为评判道德理论的尺度。这几种回应要么对威廉斯的批评不能构成根本的威胁,要么自身站不住脚,因此,不能为功利主义或一般而言的后果论提供辩护。     

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康德与王阳明

康德和王阳明分别呈现了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即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阐发与阳明关于"良知自发"的诠释。如果仅仅是在"自我立法、自我遵守"的意义上谈论"自律"概念,那么二者有着相似的义理结构,这集中体现为其关于道德动机的阐发,即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逻辑地指向自我成就,因而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含有一种动力,能够促使我们去实践德性所要求的行动。不过,康德和王阳明分别赋予了自律伦理学两种可能的形态,这种差别根源于二者对自律主体的不同设定。基于中西方异质的情理精神,康德的自律主体有着情理二分的人格组成,阳明的自律主体则是情理合一的存在,其中的关键是二者对"情"的理解。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这种设定又逻辑地构成了他们相异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