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利与权利之间——论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自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功利主义政治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这种批评的中心观点认为:最大化功利主义的最大的过失在于它忽视了人的分立性的道德重要性.但是,这种功利主义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平等的尝试的论证缺乏公信度,这就是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理论基石.作为新观念的代表理论,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绝对至上性,但是它存在理论上的悖谬,导致其可能接受为未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最无法接受的结论;况且,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因此,这种新观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法令人信服.     

功利与自由:密尔道德权利理论的旨趣依归

在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探讨过程中,关于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对功利与权利的道德诉求,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密尔的权利理论主张人拥有受尊重的一些权利,这种主张常常与义务论道德理论架构相关联,从而背离了其所致力于阐述和辩护的功利主义精神;二是密尔功利主义以追求幸福的最大化为最终原则,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他人正当权利的侵犯,从而导致密尔功利主义在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张力。事实上,密尔功利主义理论能有效地避免了以上两种理论困境。他对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在理论上是融贯一致的,其道德权利理论采纳的是一种依照道德常识的,以功利和自由为旨趣依归的间接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能为政治之“善”辩护吗

功利主义对政治之"善"的辩护,是从承诺最好的政治应当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开始的。这一辩护使功利主义面临众多的道德难题。从摩尔发端的各种方法论上的批评指向关于"善"的多元化理解,而价值论上的批评则指向关于"善"的结构性理解,这种批评和反驳推动了功利主义在道德现实感和道德复杂性两个方面重新定位政治之"善"。然而,功利主义的辩护由于深陷于道德现实性的泥潭,又无力应对道德复杂性问题,因而是一项不可能成功的尝试。尽管如此,从消极方面着眼,功利主义还是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最低限度的政治之"善"的可能辩护,即与积极方面("最大化功利")不同的消极意义上的标准:"最小化伤害"。从现代性道德论证的视角看,功利主义辩护的"不可能成功",并不构成人们忽视或者漠视这种辩护的理由。     

论罗尔斯公正原则的内在困境

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首先,公正原则并不比功利主义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最小最大规则不能成为人们选择政治制度的指导规则。关于可能性的知识是无法排除的。公正原则中包含着功利主义思想因素,甚至它就是一种修正的功利主义。其次,将差异原则作为一种公正原则是不合理的。它既不是公正的,也不具有道德基础,反而导致公正原则内部平等与激励之间的矛盾。最后,罗尔斯的消极自由概念造成平等的自由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虚幻的自由。因此,罗尔斯的公正原则集中表达的是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是为西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辩护的一种尝试。     

超越功利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阿马蒂亚·森的目的权利观

权利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功利主义的“工具权利观”把权利视为实现效用的手段，而自由至上主义坚持独立于后果的“约束权利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试图建立一种具有较大包容性的目的权利观，它结合了权利内在价值的考虑与结果推理的运用。     

描述性政治哲学的近代形态：功利主义与契约论

从功利主义和洛克的契约论所赖以产生的描述性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分析中 ,本文认为 ,它们是在反对神权政治和世俗专制中建立起来的 ,其共同的理论旨趣是“自由 ,只有因为自由而被限制。”但是 ,由于它们把政治等同于社会 ,把政治工具化的同时 ,也将社会工具化 ,导致生活表层化和价值表象化。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是对功利主义和洛克契约论的最准确的批判     

论功利主义的得与失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派别。本文试图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得与失来作一番辩证的考查。功利主义之得在于其理论优势,这表现于其思想的历史悠久性、内容的丰富性与较强的实践性。功利主义之失主要体现于政治、科学文化艺术与对人的片面性理解等诸多方面,其难以满足所有群体和个人利益要求,其幸福总量在实践中无法有效地计算,功利原则中存在着的功利与公正的矛盾,功利主义科学观还忽视了科学对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通过商谈或辩谈的方式,在人类交往行动中达成公共理性的共识,以超越功利主义之失,使功利主义具有普世性的理论品格。     

边沁对自然权利的批判

批判自然权利是边沁功利主义发展的重要内容,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国际环境让他对法律的发展和自然权利的虚幻有更深刻的认识。边沁认为自然权利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很浪漫无知的幻想,它强调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某些法律起草者对人们的欺骗。边沁通过对自然权利的异常的敌视和歇斯底里的批判,最终得出他的结论：评价法律的唯一标准就是功利主义原则。     

自由优先于功利?--从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来看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批评 ,然而 ,面对这些批评 ,功利主义并非没有回避的余地。罗尔斯由此提出的正义优先于善、自由优先于功利等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实际上 ,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都有一定的适用限度 ,优先性问题的提出本身是成问题的。     

"权利"优先于"功利"——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浅析

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创出了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基于群己平衡的功利主义。这个时期的功利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多肯定了功利主义的启蒙意义,但并没有把功利原则作为最终原则,而只是“民德”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功利主义并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是强调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对“权利”与“功利”关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戊戌时期的思想界认为权利意识是高于功利意识,权利意识最终表现为群体权利,才是戊戌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     

自然权利理论及其局限——兼论边沁功利主义权利观

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权利学说在权利理论的发展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边沁对这种先验的、事实上不存在的权利观并不满意,他认为自然权利观存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是一种先验的主观假定。人们对它的解释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可能带来社会不必要的混乱。自然权利观的语言表述也模糊不清,不符合近代社会对法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因此,边沁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进而导引出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的法律权利观。     

个性理论：密尔对边沁式功利主义的超越

以边沁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具有一种还原论取向,密尔接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及欧陆哲学的影响,克服功利主义只重视分析方法的唯科学主义及决定论倾向,开始重视人的内心修养、意志自由等问题,把＂自由选择与自由试验＂的能力作为其人性观的基础,发展出不同于边沁式功利主义的＂个性＂理论。这种个性理论成为他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与法理视域：罗隆基思想言论自由解读

罗隆基把思想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来争取,反对思想统一运动,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其目的就是提倡一种对政府批评的言论自由。在论述中罗隆基用功利主义理论来解释思想言论自由的作用,但并未严格区分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界限。思想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并不是一种绝对权利,必须接受法律的限制。     

论哈耶克的权利观

文章通过与其他自由主义的比较研究,展现当代著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权利理论。本文首先纵向性勾勒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的权利观,说明了权利概念在其整个自由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继而指明在哈耶克的理论视野中,把自由之论证和保障的基础诉诸于权利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接着阐述了哈耶克的以“正当行为规则”为核心的否定性权利观,并对比性地指明了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者的肯定性权利观,再进而分析其理论原因是与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建构理性主义认识论进路。最后总结说明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等人在理论路向与思考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原因。本文在对比分析中,以哈耶克的权利观为视角,审视批判了相关的肯定性的权利理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与自由思想关系探析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作为英国近代史上继杰里米.边沁之后最重要的功利主义者,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功利主义与自由相结合,从两个方面改造了早期自由主义理论:(1)他摈弃了早期自由主义者以天赋权利推导出个人自由权的做法,而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张扬自由的首要性;(2)早期自由主义者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保证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确定了政治自由权利。而在密尔生活的时代,大众政治逐渐形成。他明确表示:只有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才是确保自由的唯一途径,从而使民主宪政制度成为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性与自由

道德自由作为一种积极自由并不具有导致集权专制的危险。但当它被作为一种内在的无限的精神自由来追求时,却是以牺牲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为代价的。当它被看作是依据道德获得的权利时,它有促进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但是,由于儒家的道德观主要是一种义务观,在权利观上是缺失,因此儒家的道德权利与西方意义上的道德权利有实质的不同,由此也就无法从中转出政治权利和自由。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下的农民土地权益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曾一 度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 是,由于前期思想与理论准备不足,其本身存在的缺陷近些年日益显现。 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制度方面的诸多漏洞,导致了农民无论作为个人还是 集体都无法享有法律在名义上赋予的农地所有权,从而在土地使用权、收 益权和转让权等各方面受到种种侵犯,最终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要改 变这种现状,必须大胆改革现行农地产权制度。     

功利主义与公共政策伦理:如何从冲突走向和谐

古典功利主义以"趋利避害"的人性主张为出发点构建其理论,功利原则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公共政策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然而,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却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规范的公共政策具有结果性、经济性、短期性、失衡性等特征,必然导致政策之逻辑冲突和实践困境.由于它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无法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其决策价值位序无法立足当代社会,而且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自利性.因此,公共政策伦理应该拒绝经济理性人假设,明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及公共责任,以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实现从功利主义政策向公平政策的转变,与时俱进地追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冲突及其实践困境,社会才能从冲突走向和谐.     

西方共同体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政治文明

共同体主义是当代西方一股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倡导对自由的积极理解、批判权利至上的原子主义政治模式,致力于对民主政治可能存在的危机加以化解。在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将政治提高到文明的层次上来加以理解。对西方共同体主义政治思想的借鉴与吸收,应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论少数人的权利

少数人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份子,理应享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并不因任何多数的意志而改变,这是人的内在伦理价值所决定的.在实然层面上如何解决、取舍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理论上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理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提出了"利于最少受惠者"的理论,实践中也存在绝对民主与宪政民主两种不同的运行体制.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具体机制应该以罗尔斯的"利于最少受惠者"思想为理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宏观政治体制之上,秉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