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

本文先从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的内涵着手,详细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然后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多中心理论为基本出发点,着重探讨了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在浙江省的实践情况,并分析了其中值得肯定的经验,最后提出了关于解决我国发展促进型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问题的几点建议.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发挥先富村支部书记作用的长效机制研究——以浙江台州的个案为例

当前农村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先富群体参政是讨论和研究的热潮,但是"先富能人"治村情况下先富村支书作用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首先从应然视角出发,探讨了先富村支书所应该发挥的独特作用,然后以真实的案例探讨了治理架构下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置,促使先富村支书发挥积极作用,提高农村村政的治理效果,为解决"三农"问题、维护农村的稳定和谐创造条件。     

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

正义作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害的交换法则,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规范和前提保障,对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协调、维系作用."善"或"恶"的社会均衡都会自我加强,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和衷共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前提,弘扬"善"的价值理念,妥善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使社会资源和价值分配有利于实现社会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保障他们的正义所得,维系和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保障.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公民自由权探析——兼论自由优先性与正义首要性的对立统一

如何免受专制统治者的暴虐或者他人的专断强制乃是自由主义者的首要关怀.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从限制专断的强制到按照主体自我的意志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无疑是公民自由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只是却鲜有自由主义者能明确自由在本质上必须实现主体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和谐一致.因此才会产生自由优先性与正义首要性之间的争议.实际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基本构成: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以及救济权是自由完整规范体系的必然构成,为了社会和谐稳定、协调均衡的发展,都应该得到坚实而有效的保障.而从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和谐统一、保障最弱意义上的自由、"社会正义目的"等视角出发,自由优先性与正义首要性显然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存在和谐统一的可能性.     

功利主义与公共政策伦理:如何从冲突走向和谐

古典功利主义以"趋利避害"的人性主张为出发点构建其理论,功利原则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公共政策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然而,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却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规范的公共政策具有结果性、经济性、短期性、失衡性等特征,必然导致政策之逻辑冲突和实践困境.由于它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无法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其决策价值位序无法立足当代社会,而且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自利性.因此,公共政策伦理应该拒绝经济理性人假设,明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及公共责任,以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实现从功利主义政策向公平政策的转变,与时俱进地追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冲突及其实践困境,社会才能从冲突走向和谐.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近些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往往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导火索并推动其恶性化发展,实质上也成为了阻碍事件有效解决的绊脚石。当前,汹涌的民意表达构成了政府网络治理的民意挑战,迅捷多变复杂的网络对政府引导与管控提出了多方挑战。本文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治理的挑战。最后,从战略认识、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完善官员问责制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