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论王蒙《红楼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

王蒙以多重身份出现在“红学”舞台之上,成为一颗“红学”新星.中国古典中庸哲学和西方唯物辩证哲学组成的哲学思想贯穿于王蒙“红学”的始终,对其红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王蒙哲学思想的两种组成、王蒙哲学思想在《红楼梦》研究的具体体现、王蒙《红楼梦》研究对红学的影响这三方面入手,通过对王蒙红学研究的方法形式、人物形象的分析、对续作的态度、对《红楼梦》整体的评价等几个部分中哲学思想的论探,可更好的体会王蒙的红学研究,感受其价值,也可借此为红学的发展拓宽思路.     

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

<正> 几年前,在英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出自“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考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曹学”为主的“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①余先生这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刚刚有了新的起步:定期的季刊《红楼梦学刊》(每辑约二十五万字,现已出至第十七辑)和不定期的丛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每辑约三十六、七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摘录

胥惠民(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应该关注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典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关向《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推荐什么红学成果的问题。在21世纪初期总结红学史,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在80年代,曾有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当时争论很激烈。一种意见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集》,一种意见认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典范。我认为总结20世纪红学史,中国红学会应该牵头选择一套典范著作。譬如考证派典范。我在《关于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这篇文章中谈…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资料综述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被红学家视为“红学爱好者至为关心的红学公案”(刘梦溪《拥挤的红学世界》《文艺争鸣》1989年第5期)。为此,笔者把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论争意见,分三个题目,粗略地综述如下。     

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郭豫适新时期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2011年出版的《郭豫适文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之中,学术史与方法论这两个方面是郭豫适《红楼梦》研究的主要用力点。其中,红学史方面的新成果是郭豫适新时期之前基本成稿的《红楼梦小史稿》和《红楼梦小史稿续编》的学术延伸,而郭豫适对《红楼梦》研究方法的集中关注,尤其对半个世纪来海内外新旧索隐派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的详尽评析和批判,则力图正本清源、廓清迷雾。郭豫适关于学术史与方法论方面的学术实践已然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流言家"与红学

在当前虚热的红学讨论中,一种以“秦学”命名的红学研究,正在危害着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一古典名著的文学阅读,将《红楼梦》“宫廷秘史”化,正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流言家”式的研究。与这种流言家式的研究相配套,出现了许多邪说谬说,集中表现为对《红楼梦》原著的不尊重,对作者的不尊重,比如将作者修改过的人物形象重新“风月化”等,这严重损害了《红楼梦》阅读的文学意义。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对《红楼梦》主题的再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百年红学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研究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或直接将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等等。本文拟在总结《红楼梦》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给《红楼梦》主题以文本本位的复归。     

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

<正> 一九五四年的“批俞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在当代红学史上仍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批俞运动”和尔后七十年代的“评红热”,客观上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至今仍未得到阐明,也未被红学理论工作者所承认。另一方面,从“批俞运动”到“评红热”,究竟是作为学术的、以《红楼梦》本体研究为重点的红学本身的革命发展呢,还是一种并非红学本身发展的外来政治干预性的“革命的红学”(借用余英时先生提法,详下文)?也是一个在实质上至今尚未得到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略论鲁迅的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不愧是“中国的高尔基”。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研究蔚然成风。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学”(《红楼梦》研究)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学”(鲁迅研究,我袭用“红学”之说,称“鲁学”,也算是名正言顺吧)同样是文学研究者的“抢手货”。“红学”“鲁学”都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放射出来的两道金光。而“鲁学”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既多且精,超过了“红学”,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勤于家世版本梳理,致力建设性贡献:赵冈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五

赵冈的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红学代表著作《红楼梦新探》(增订本《红楼梦研究新编》)《红楼梦论集》之中。从这些研红著作中可见,赵冈的红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曹雪芹家世生平以及版本考证两个方面。赵冈勤于搜集版本,详于比较文字,且时有新发现,其整理文献的系统性远胜于同期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刘梦溪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二

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增订版)、《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刘梦溪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一是《红楼梦新论》阶段,二是《红学》阶段。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尝试运用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为了这一实用目的,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虽不免机械和狭隘,但研究格局很大;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二阶段,则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能够从学术出发,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视野更开阔了,思想更融通了。并且,刘梦溪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托命"的学术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