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购买社工服务中的角色偏离与矫正--新《预算法》与政府角色的纠偏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符合福利多元主义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要求和发展理念。在我国购买社工服务的进程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是推动购买社工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践中,政府的应然角色出现了偏离。应以新《预算法》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关系为切入点,建立制度化的财政支持体系、重构政府与社工组织的伙伴关系、大力培育社工组织、加强社工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完善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镇社工站的“悬浮”困境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减轻基层政府治理负担,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购买社会服务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当下基层乡村治理新方式。基于M市6个乡镇社工站的调研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任务与行政负担并存,乡镇将一部分繁重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乡镇社工站身上,任务转移并未实现权力下放,基层政权仍“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服务也“悬浮”于村民之上。由于乡镇社工站缺乏治理自主权,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较依赖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呈现出“脱嵌”的乡村治理形态。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赋能乡镇社工站,以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破解当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资源悬浮与服务悬浮困境。     

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的运作机制、困境及前瞻

伴随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公共服务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以深圳为例,以制度设计厘定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经费、竞争式购买的契约关系、第三方评估等构成了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的运作机制,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全国社会服务购买法规缺失的环境下,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存在操作机制不完善和不透明问题,因此应逐步健全社工服务领域的政策与法规,建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财政支持体系,优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操作流程,加强部门间协作以整合资源,拓宽社工机构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空间,加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公信力建设与评估监管。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社工机构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调查和分析——以河南省Y市X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在河南省Y市X区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中,社工机构能够有效分解政府负担,合作治理效果显著;社工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有效缓解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机构不断探索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有效链接社会资源,推动社会资源的整合.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不够、社工机构规范性不够、岗位社工管理漏洞和专业化倾向等问题.为此,要加强社工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对社工机构的监管,完善社工服务评价体系,促进岗位社工的行政化和专业化的融合发展.     

协同治理视角下中国社工机构服务评估的困境与化解——来自广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观察

社会工作服务作为政府服务外包的一种新形式,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对于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评估尚处于实践探索与互动对话阶段,难免会存有问题。本课题尝试以协同治理理论为观察视角,通过深度解剖作为社工服务供给载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当中各方存在的问题,希冀构建出一套系统的多元治理体系,从整体上指导以提升无论是评估方还是被评估方的服务水平,也对该领域的研究做一定程度的补充和深化。     

政府购买服务:民办社工机构的困境与对策

在我国加快发展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大背景下,民办社工机构的参与却面临困境:一方面,机构自身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专业能力有限、内部治理不规范、社会认同度不高等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资源对民办社工机构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且对民办社工机构的专业性引导不足。培育民办社工机构应从机构自身及政府两方面着手,在加强机构的专业能力建设、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及提高社会认同的同时,政府也需要采取有倾向性的"政府资助"、提供人才支持等措施对其进行培育,还要加强对它们的专业性引导。     

浅议发展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

在欧美国家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方面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把社会工作引入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极好契机。应当通过传播社会工作理念、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育民间社工组织机构、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推动社会工作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具有亲和力和实效性、整合社会资源、调整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推动党的群众工作变革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为社会群体与居民提供专业化、个体化的优质社会服务,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管理创新。     

我国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

如何把日益增加和分散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效地组织起来,协同完成特定政策目标,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由碎片化走向集成化的实现机制。研究认为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承担该任务的载体之一,它发挥着纽带、资源整合、社会组织的组织化和服务供给集成化的功能。应该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先培育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类的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提高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来推进地方治理和社会建设。     

归位与合作：化解政府在购买社区教育服务中的角色挑战

政府在购买社区教育服务的实践中,扮演着主导者、动员者和问责者的角色,通过创制政策和订立机制,与第三方实体在社区教育服务中进行多元的公私合作,在合作中对第三方实体的服务进行问责监督,实现行动与预期目标的融合统一。在此治理过程中,政府面临着传统主体角色思维桎梏、需求多元和供给不足矛盾、问责机构和评估标准的缺失等角色挑战,化解挑战的途径在于搭建网络化治理框架,立足于归位和合作的关系调适,即强化角色功能和激活社会协同参与力量。     

契合与张力:社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的场域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从政治承认、需求推动等方面为社会工作机构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社工机构的发展状况已成为其能否有效顺应社会治理转型、满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的关键。现有发展场域下,社工机构虽已获得了身份承认,但实践中尚存一定局限,诸如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社工机构尚未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机制,购买服务的政策场域尚未理顺,政策试点的负面效应尚需有效控制等。故以场域优化促进发展已成必然,需要改变社工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资源分配结构、制度安排体系和惯习系统,增进合作,以促进其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     

社工机构的NGO化:专业化的另一种思路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广,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受到质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表征之一是社工机构的专业化,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强大压力下,社工机构要走专业化方向,可以考虑将自己NGO化,按照NGO的运作逻辑和治理模式来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独立、自主和可持续的道路。本文通过笔者亲身参与和观察的案例,指出中国社会工作内部呈现多元的形态,虽然不是所有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都要NGO化,但是NGO化可以在帮助一些社工机构专业化的同时,也能促使整个社会工作专业更加独立和自主,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社会服务机构参与公共服务的理性思考

社会服务机构作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满足多元化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公民意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社会服务机构在我国发展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加上配套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与之相伴的各种问题相继出现。通过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完善政府购买机制和第三方评估机制,提升机构专业能力、整合资源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等举措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服务机构参与公共服务。     

基层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服务:实践、困境与路径——基于江西省G镇的个案分析

在加强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核心要素。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基层政府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手段,对于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将发挥积极作用。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农村的发展不乐观,面临诸多困境。公共服务相关行为体角色不到位、购买服务的运行环境差,监督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较为突出。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规制度,规范购买流程与健全监督评估,提高居民参与度,是基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创新的主要路径。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角色冲突、责任风险与治理创新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促进养老服务专业、高效、灵活供给的重要形式,深受地方政府青睐。但养老服务购买合同中,政府同时充当了购买人与监管人,引发养老服务购买实践中的角色冲突。当政府角色冲突未能及时化解时将产生责任风险,包括普遍性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独具养老服务特色的合同缔结、履行和违约风险,以及购买人行政优益权滥用风险。风险治理需要凝结创新思维,引入“双阶理论”区分不同阶段政府角色的不同性质,阐明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公私法责任,协调角色冲突。针对政府承担的公私法责任风险,分别提出控制型和绩效型问责模式,以化解此责任风险。     

社工组织怎样为运营社区服务“掌舵”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生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这一决定，释放出政府购买服务的强烈信号。当前，社工组织承接政府社区服务已成方兴未艾之势，如何更好地运营社区服务、推进美丽社区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应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学校社会工作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视角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新时代的教育主题。学校社会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嵌入学校教育场域,成为社会教育新形式。学校社会工作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经历了社会支持网络成员资格确立、家庭网络联结、问题解决导向的校社协同三个阶段。以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为指导,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可以从社会支持网络的整合转向学生个体人际关联能力的提升,从制度性嵌入走向专业自主,成为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补充,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分治与协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购买养老项目扶持乡村公共服务，深化多主体协作，构建乡村养老联合体。依据供给主体不同，乡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分三类：“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社区居家助老项目、医疗养护机构主导的家庭养老床位项目和社区治理面向的老年社工项目。借鉴网格治理理论，比较不同属性的供给主体在服务规划、服务体验和服务成效上的差异性，揭示项目制下主体分治产生异化的微观过程。目前此三者的服务供给面临三种困境：盈利组织服务低质化，混合型组织服务目标偏离,非盈利组织行政吸附、服务碎片化，最终三者走向服务“疏离化”和人员“内卷化”，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边界模糊和各分治主体自主协调困难。建议根据生命周期，构建以家庭需求为本的协同机制，理清各主体彼此义务并创新流程，在新层面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重塑多主体合作关系。     

县域治理中的地方社会精英——基于D县的参与式观察

地方社会精英是县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动者。基于对D县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地方社会精英可分为专业型和大众型两种类型,二者分别对应两种权力资源积累策略:专业晋升和职能扩展。其中,大众型精英通过承担多项地方职能,积极向地方民众寻求影响力,并嵌入地方治理结构,对地方事务产生了影响,从而成为县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动者。地方政府则通过专门领域界定地方社会精英,以此来完成身份认证、资格赋予和政治整合,企图使大众型精英向专业型精英转变,这种分领域整合不仅有力塑造了地方社会精英在县域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也确保了地方政治体系应对新的参与要求时具有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