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     

资源依赖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民间组织发展的解释

在资源约束下,乡村社会面临着人口、环境、安全、贫困等诸多问题。乡村社会的这种治理困境要求必须激活乡村民间组织等资源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善治。资源依赖理论视阈下,组织间基于资源形成了不同的依赖关系,在依赖关系网络中组织依据关系类型而采取相应策略进行资源的获取、转化和使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我国乡村民间组织的资源依赖网络中包括政府、企业、村两委、非政府组织等多个资源主体,在资源依赖实践中形成了共生均衡型依赖、共生非均衡型依赖、竞争均衡型依赖、竞争非均衡型依赖的关系类型,乡村民间组织可采取政治回避、合作、疏离等多种发展策略实现自身的存续。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增强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是脱贫攻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能力贫困视角,解析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结构,探求可持续脱贫能力形成机制,剖析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提出了促进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研究发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所构成,形成机制在于能力建设主体各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合力。当前能力建设面临移民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城乡二元贫困治理体制制约、社会组织扶贫参与不够等难题。协同治理是促进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需要移民自身主动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政府部门强化制度政策供给,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扶贫责任,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项目扶贫”:逻辑、悖论与出路

"项目扶贫"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其理想逻辑是以"项目制"为核心技术治理,强调程序化、标准化和专业化,体现政府对行政"合理性"的追求。但在实践中,"项目扶贫"存在着瞄准失效、程序烦琐、成本过高等多种矛盾,有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项目制"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必须嵌入到传统科层制才能实施,很容易陷入悖论和路径依赖,最终走向了技术治理的对立面。C县溪东村通过调整"折股量化"的行动策略,绕开了"项目制"的重重壁垒,大大降低了"项目扶贫"的技术和时间成本,溪东实践触及了"项目扶贫"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仍属于边际性改革,倘若进行更系统、彻底地改造,可期待形成实质性的制度创新。     

试论教育扶贫的社工介入机制：一种国际民间组织的分析视角

国际民间组织在我国开展教育扶贫活动,不仅对我国的扶贫工作是一个开创,而且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这些海外国际民间组织给我国贫困落后地区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其全新的理念和管理经验。据此,笔者认为,广大社会工作者应灵敏、及时地对这些活动情况予以研究,分析并提炼其作为贫困和扶贫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开展具体活动时所需建立的介入机制主要有三个相关层面:学校社工、农村社工和国际社工,从而为它们在更大、更多社会管理领域有序、合理地参与我国的教育扶贫行为做好政策和制度上的安排与准备。     

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     

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以S社会组织扶贫实践为例

总结提炼扶贫攻坚时期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等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扶贫治理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信任是社会组织有效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石。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主体信任培育存在一定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多重功能的发挥。为此,社会组织在建立与农民扶贫联结关系时,应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合理规范的制度内容,以此生成制度信任的空间和形成以业缘为纽带的圈层结构,同时也应注重发挥关系信任对社会组织与农民关系升华的作用。     

NGO参与政府的村级扶贫分析——以江西省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在宁都的实践为例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是我国政府扶贫资源首次向非政府组织开放、我国扶贫事业的创新举措。但这个试点项目也还只是一个探索,是一个创新,能否推广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完善。NGO等公共组织参政的村级扶贫实践将进一步促进扶贫的进程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黑龙江省农村NGO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析

农村NGO的发展是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中较为关注的一个课题,其对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突出,文章以我省庆安县为例,着重分析影响我省农村NGO的各种因素,并探究解决的办法。     

略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NGO——基于一个案例的联想

NGO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较个人具有独特的优势,美国公民诉讼与德国团体诉讼在此方面的实践比较成熟.借鉴美国与德国NGO环境行政公益诉权制度,中国可以在实体资格强化和诉讼程序改设两个层面克服NGO的现行运转困境,赋予其环境行政公益诉权,以其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及环保事业的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三方利益调节机制的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过程。这种多元政治过程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密不可分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也促进了NGO的发展，其正在替代日益削弱的单位制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功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调节机制，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应该是国家（政府）、市场和NGO三方调节机制。在中国语境中，也可以称之为法团主义加市场机制的利益调节机制。     

关于我国开发式扶贫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锐减。而作为主流扶贫模式的开发式扶贫在十年前也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金钥匙”。但在2001年到2005年问,平均每年却只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看来,开发式扶贫模式仍然难以解决2300多万绝对贫困者的贫困问题,现阶段政府和NGO应以维权式、补偿式、转移式扶贫作为重要扶贫模式。     

非政府组织与乡村政权的合作、冲突与协调

非政府组织(Non-Govemmental Organization)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支力量,在公共领域的治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来国内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数集中在论述非政府组织的自身结构、自身运作机制以及国外NGO理论的引进方面,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关于非政府组织与乡村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目前关注的人还不多.本文认为由于组织上、利益上的互补以及存在一个共同的治理空间,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功能性的合作;但是由于各自组织原则和文化关怀的不同,也使二者之间存在了诸多的冲突.     

政府扶贫与NGO扶贫的比较

文章对政府与NGO非政府组织在扶贫领域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政府与NGO各自的优劣势以及相互合作的基础,找到了政府与NGO合作实施扶贫的模式,为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中国环境NGO的发展与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成长,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NGO,其在准入环节和运行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制度羁绊,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公民社会的不完全性。试图从制度分析的层面,探讨中国环境NGO拓展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路径选择。     

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及其正向效应分析——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国家民主和社会价值的忠实守护者,它的蓬勃发展展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活力,代表着社会的多元和开放。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过程对于平衡多元社会利益,推动政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进而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可以总结出,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具有弥补＂政府失灵＂、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促进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公共利益;分解政府压力、监督政府行为;推动利益多元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