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矫正与赋权：社会工作与农民工治理术的理路

农民工问题需不需要治理已经不再是问题，如何治理才是真正的问题。本文援引福柯治理术的概念，探析权力技术、自我技术与社会工作的同源性，进而论证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术的合理性。以此为关照铺陈了建国以来国家、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工作等主体单独或交叉对农民工实施的治理状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农民工治理术可分为三个阶段：“劝止、防止、制止、强制”的软硬兼施的治理术；“安抚、教育、治疗、矫正”的内外交互的治理术；以及未来治理应该诉诸于“赋权”与“行动”的治理术。     

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表现为：在教育对象上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教育方法上善于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文化治理形态”；完善精神谱系、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克服精神缺钙风险的“精神治理形态”；明确价值导向、培育价值自觉、树立价值自信的“价值治理形态”；在个体层面加强心理问题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社会层面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心理治理形态”。坚持以系统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注重整体和各个形态内部的优化趋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各形态共同发展并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     

欧美社会治理中算法应用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研究

聚焦社会治理领域的算法应用伦理问题，以欧美社会治理中的智能算法应用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智能算法嵌入社会治理面临的应用伦理风险，即算法“黑箱”与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歧视与社会不平等、隐私泄露与社会监视。基于此，从技术、伦理准则与法律、媒体三个层面提出欧美社会治理算法应用伦理的规制路径：一是优化算法技术，提升算法准确性和安全性；二是完善算法伦理准则和法律，构建智能算法善治体系；三是加强算法伦理的媒体监督，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路径。本研究能够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基于“工业固废精密智控预警平台”的分析

作为一个复合性治理问题，防治工业固废污染环境势必要通过创新治理工具，优化治理机制，形成一种价值共识，提升协同治理行动能力。对“工业固废精密智控预警平台”的个案考察，旨在回答数字技术撬动并赋能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一是以信息驱动赋能多跨协同；二是以整体智治赋能跨部门联合行动；三是以“事”为中心赋能“条”“块”协同。在未来实践中，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需要谨防技术空转、协同表象和内驱力不足等问题。     

学科治理的学术文化逻辑与行动路向

学术文化深植于学科治理之中，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价值融通的意蕴。基于学术文化的物质、规则和价值三重属性，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紧密关联，即知识是物质文化与学术个体的中介，规则的集体规约生成了学术群体，文化的价值意义建构了学科治理理想。然而，当前学科治理中还存在物质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功利化取向、集体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规约化取向、价值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理想化取向等学术文化失灵表征。学科治理需要在明晰与学术文化的共通意涵、遵循学术文化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尊重物质文化基础、完善科学多元的学科治理制度，平衡集体文化冲突、建立组织协同的学科治理模式，重塑价值文化理想、构建开放包容的学科创新生态，进而实现学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 #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技术治理视角下我国乡村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然全面展开，技术治理的技术应用快速更新，但存在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治理技术水平仍需提升。技术治理和技术应用的耦合是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效能提升的关键。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应用、主体性价值、安全防范等，最终形成“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治理框架。     

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的政策与反思——基于27 份省级政策文本分析

以27 份省级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按照“治理要求”、“治理任务”、“治理步骤”和 “治理措施”四个维度，进而形成编码表并归类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借助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处理，进而 探究地方政府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治理方案趋同性强、地方性不足；治理过程 泛化、对治理的现实问题认识不够；治理周期迅速、但治理效果有待评估；治理措施系统、但操作性不强；治理主体多元，但协作 水平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方面的建议：重视地区差异，促使治理贴切地方实际；加强 治理措施的可操作性，细化分类精准施策；明晰前期整改结果，强化治理效果的后期评估；学习协同治理观念，提高多部门协作 水平。     

国外城市气候政策实验的三种治理风格

近年来，以城市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者采取的各种可持续性治理举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关注。基于以往分析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的科技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野下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政治学——是一种探究全球范围内城市的制度安排或公共权力关系结构与可持续性治理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概念、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个理论视角的一个主要面向是透视气候治理实验在内的可持续性政策实验进程带来的治理变迁。就此而言，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城市气候治理实验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特征的政策风格：发端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市政自愿主义”、开始于20世纪之初的“战略都市主义”和最近兴起的“气候连接性城市”。总体而言，在混合多边主义的国际气候治理格局中，城市气候政策实验既带来治理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制度性挑战。在城市公共行政与环境政治相结合的进路上，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议程。     

国家治理的伦理之维

政治与伦理问题是两个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问题。伦理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治理概念,应该是具有伦理属性的。从伦理视角看,只有体现伦理属性、彰显德性的国家治理,才具有强劲生命力,具有扎实的合法性基础,才会国泰民安。伦理属性与国家治理的关联,“好与善”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中的目标价值、主体德性、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好”的价值目标内在的要求有“好”的德性与“好”的制度,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数字赋能与创新构建：打造更具韧性的城乡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成为提升城乡治理共同体韧性的全新范式。立足数字赋能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提出“融”+“集”社会治理共同体、“促”+“提”经济治理共同体、“规”+“推”环境治理共同体、“控”+“管”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创新框架。从以精细化为着力点，加强数字乡村部署；以信息化为推动点，赋能数字治理决策；以质量化为实践点，推动智慧农业转型；以持续化为发展点，构建城乡治理保障体系的角度，提出数字赋能打造更具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基于贝克“无知”视域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成因

乌尔里希·贝克对“无知”的界定为探究转基因技术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他归纳了五种类型的“无知”：对风险知识的有选择性的接受与传播、知识的不确定性、误解和错误、认识的无能、不愿认识。五种类型的“无知”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的结果，一类则源于主体认知的局限。因此，在正视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同时，要通过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跨越学科界限、民族国家界限的“跨界治理”来规避风险。     

学科、专业管理：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领域

学科与专业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科、专业管理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领域。作为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专业管理既具有高等教育管理的一般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就其共性而言,学科、专业管理同样是一定管理主体对于学科、专业发展的一种人为规范。就其特殊性而言,学科、专业管理又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治理。具体而言,学科、专业治理就是政府、市场与大学彼此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博弈、妥协与互动的过程。     

官员“直播带货”:基层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

官员“直播带货”属于技术行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在社会资源吸纳方面创造了“现象级”成效，呈现出由实体场景转向网络虚拟场景的特殊性公共治理范式。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机理和实践局限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双重委托代理、技术驱动下的多主体参与以及网络场景中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有效促进了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其实践性难题主要表现为官员身份定位模糊、消费者信任困境、制度支持缺位。为此需通过建立价值认同，搭建普遍信任的社会场域；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建设专业化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激活制度活力，增强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从而实现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独立23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及其评价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行政管理体制日趋优化与高效；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该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了持续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数字语境下艺术领域研究现状分析 ——基于CNKI（1998-2019）数据

[提要]艺术的发展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数字艺术就是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产生的一种新艺术形态。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数字技术与艺术学科相融合，衍生出多种艺术形式，在数字时代下研究艺术及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以“数字与艺术”为对象，通过收集CNKI（1998-2019）年间“数字与艺术”领域研究核心期刊发文，从研究趋势、研究热点、核心作者及科研机构、期刊频次等方面，揭示了我国“数字与艺术”领域研究的学术动态。近年来“数字与艺术”领域研究成果的数量增长势头明显，并呈现出从单一学科向交叉跨学科融合的快速增长趋势，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时代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在“数字与艺术”领域将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     

中国大学治理研究:热点前沿与理论框架构建——基于2009-2023年CNKI中文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数据的研究

中国大学治理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制度性基础。本文基于文献计量理论和知识图谱方法，以2009-2023年CNKI数据库中的中文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的文章为数据来源，在对大学治理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研究机构和作者文献特征的知识图谱分析基础上，重点对大学治理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知识图谱、时区共现视图、突发性关键词序列进行了全面分析。以大学治理现代化为目标，提出了“大学治理要素-治理机制-实现路径”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14年间里，中国大学治理文献特征明显，经历了起步、发展和丰富三个明显的阶段；研究热点体现在大学章程与大学内部治理，治理主体权力配置与治理逻辑转换两个方面；研究前沿集中在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校院两级治理优化上。VUCA时代的中国大学治理探索、本土化研究、视角拓展是中国大学治理未来研究的三大议题。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