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基于文化建设的脱贫攻坚路径创新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贫困地区的贫困现象,表面上属于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考察却有着极深的文化根源,没有文化扶贫作支撑,物质扶贫将难以取得实效且保持可持续性。近年来为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湖南省在以文化建设助推脱贫攻坚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强化脱贫载体持续发力,加快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扶贫脱贫的文化支撑;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教育素质,提升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做到打破智力桎梏实施教育“全覆盖”,对贫困主体转变思想观念开展对话“心连心”;提升“文化+旅游”对脱贫攻坚的内在张力,大力保护和开发传统文化产品,以此加快贫困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化扶贫脱贫的“造血功能”。     

金融支持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研究

在众多扶贫方式中,金融扶贫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基于云南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的现状,在金融支持视角下探讨了金融扶贫过程中在金融专项资金、易地搬迁、脱贫意识、风险控制及监管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构建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贫困-脱贫-返贫-脱贫-可持续脱贫"的新路径。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提出加大金融专项资金投入、强化贫困人口脱贫意识、建立风险机制及完善金融脱贫监管机制等对策建议。     

农村区域性贫困标准及脱贫进程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以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目的的扶贫攻坚已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贫困人口的分布正由集中连片向零星分散过渡,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随之由县域转向进村入户。因此,如何准确地界定贫困村,全面描述和正确评估农村贫困的现状和脱贫进程,及时把握扶贫政策对缓解农村贫困的实际效果,已成为当今理论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热点。本文在吸取多年农村贫困监测经验基础上,根据贫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表现特征,研究构建了农村区域贫困标准及其脱贫进程指标体系,籍以对贫困进行识别测量和动态监测。一、指标体系确立的原则贫…     

2000年后的农村贫困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实现小康是党中央、国务院统领农村工作的战略性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全国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了真实反映农村脱贫进展,我们连续多年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变化进行抽样调查和监测。利用该数据的分析预测结论是：到２０００年末,黑龙江省可以基本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制定的目标。但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仍会存在,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安定的主要问题。农村的反贫问题,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对２０００年后农村贫困状况的基…     

西藏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面临着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本文对西藏全域和不同区域的贫困程度进行比较,昌都、日喀则和那曲是深度贫困的三大主战场,通过多维贫困分析深度贫困区域及其在脱贫时序进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进行机理分析,为脱贫攻坚明确"靶向"。进而提出:遵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精准施策解决突出制约问题,提高脱贫的质量和效益,构建深度贫困群体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到2020年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农村文化扶贫的路径探索——户籍在外之“故乡人”的反哺

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包含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综合性社会现象。物质扶贫与文化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一体两翼,物质扶贫是摆脱贫困的基本策略,文化扶贫是摆脱贫困的深层手段和根本策略。如何促进现有贫困人口逐步脱贫并保证脱贫人口不再返贫,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重视,其中文化扶贫以尊重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出发点与旨归,将与物质脱贫的举措紧密关联,共同发力。文章提出重视既具有"他者"身份又具有"本己"身份的"故乡人"对农村文化扶贫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将"故乡人"对家乡的反哺视为农村文化扶贫的路径之一。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河北省大名县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自精准扶贫活动开展以来,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方针不仅旨在让全国贫困人口更早更准确地脱贫致富,更是要以人文本综合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形成一个长期健康有效的脱贫机制。本研究针对目前国内精准扶贫的基本进展和战略思想,阐述施行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分析了河北省大名县的贫困、脱贫现状、扶贫路径和经验,并从顶层设计、特色绿色产业、建设保障体系、教育脱贫、多方面筹措资金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经验措施,以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脱贫、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业发展。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福建省宁德市扶贫脱贫经验研究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多来宁德市扶贫脱贫的历程,宁德市始终重视扶贫开发工作,特别是近30年来,始终坚持以此为主线,使贫困人口全部摆脱贫困.宁德市扶贫脱贫的成功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就是坚持经济规律、坚持产业优先、坚持因地制宜、坚持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深化协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了扶贫脱贫的“宁德...     

关于我国开发式扶贫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锐减。而作为主流扶贫模式的开发式扶贫在十年前也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金钥匙”。但在2001年到2005年问,平均每年却只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看来,开发式扶贫模式仍然难以解决2300多万绝对贫困者的贫困问题,现阶段政府和NGO应以维权式、补偿式、转移式扶贫作为重要扶贫模式。     

21世纪初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制定的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实现在即。但是扶贫开发工作仍不能放松。这是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农村贫困还将长期存在。因此新世纪新时期还要继续扶贫。但问题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如何扶贫?　　一、对当前农村贫困形势的基本判断　　1、“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基本上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改革初期,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超过25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3%。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类型学考察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缺乏,成为阻碍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将其作为同质性与先验性问题讨论,未能系统解释并揭开问题发生机制的“黑箱”。 文章聚焦于类型学的分析思路,用个体与社会互动线索贯穿全文,立足贫困人口是否存在发展“需求”,构建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类型的初步框架(第一层次)。 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贫困人口在扶贫场域中的实践特点,将缺乏内生动力的贫困个体嵌入到脱贫攻坚的社会实践中(第二层次),归纳出内生动力缺乏的四种常见类型:目标缺失型、文化取向型、信心不足型以及“等靠要”型。 在对不同类型内生动力缺失问题开展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建构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策略。     

对我国贫困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思考我国的贫困问题,对贫困问题的现状提出了再认识：农村的贫困始终是我国贫困人口的主体,但不容忽视新近出现的城镇流民贫困人口;“开发式扶贫”演化为“贫困地区的工业投资战略”,从而导致了反贫效率的下降;反贫困对象应逐步从“贫困县瞄准”过渡到“贫困乡或贫困村瞄准”,最终实现“贫困户瞄准”;选准经济增长点,改造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是扶贫攻坚的突破口。     

脱贫攻坚的法治问题及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脱贫攻坚工作各环节、扶贫权力规制、贫困人口权利保障、脱贫攻坚社会环境等均呼唤着法治化的工作机制为其助力。而脱贫攻坚面临的法治问题主要是立法供给相对不足、权力失范依然突出、权利缺失现象较为严重、扶贫领域法治环境欠佳。故问题消解时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以权利义务关系和政府主体责任为核心的扶贫基本法,对脱贫攻坚权力进行分置,进一步规范扶贫行政行为,保障贫困主体权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创新工作机制,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

乡村旅游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重要脱贫措施,如何通过精准帮扶消融贫困户的参与障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能力,是实现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关键。这一机理与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主客观统一的核心要义相契合。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乡村旅游扶贫运行逻辑的契合性,应通过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智”培育贫困户现代理性,扶“技”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扶“行”实现贫困户在参与式帮扶中自我成长等帮扶措施,实现贫困户脱贫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