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

考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下乡村教育转型的社会动因,揭示农村校舍“空心化”和城镇学校“大班额”并存等县域校际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构性原因,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高效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成为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的重要议题。以皖中F县为例,考察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使得乡村中小学面临“生源挤压”困境,为了应对生源数量逐年减少、生源质量普遍下降等问题,以保障学生就近就地享有高质量教育为目标的政策体系积极回应,并通过适度有序的“撤点并校”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以“少年宫下乡”与学生寄宿制为代表的社会参与体系也是构建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呈现“多维互构”的实践逻辑。     

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 “中部塌陷”现象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7省21个县123所学校的调查

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地区差距过大是影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呈现“中部塌陷”现象。“中部塌陷”的经济发展格局,“县级财政负担”的教师工资保障制度,财政分权背景下中部地区县级财政过重的投入责任以及政策上的边缘化,是导致中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最为落后的原因。落实“中部崛起计划”,完善政府分担机制,扩大乡村教师补助范围,完善教师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社会宏观背景分析

文章对我国农村改革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进行了历史回顾,将其分为1986-1992年、1993-1999年和2000-2011年三个阶段;分析了改革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观的变迁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影响;对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变化趋势、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中小学向城镇集中的速度过快,远远快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指带户籍和市民待遇的迁移)的速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文章认为将农村学龄人口减少作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动因,只是问题的表象,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做出与实际需求相脱节的学校布局调整,在于盲目追随发展主义所致.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动因、困难及对策——基于湖北钟祥市、沙洋县的调查分析

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是农村学龄人口减少、税费改革和农村城镇化背景下的现实选择,也是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追求教育公平、规范教育管理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尽管布局调整势在必行,但在调整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如家长不理解、村民不支持和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应成为解决这些困难的主渠道。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向农村延伸,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和乡村振兴的视角,追寻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逻辑,认为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文化逻辑、社会逻辑、教育逻辑和公平逻辑使然,是普及高等教育、推进学习型社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支撑城镇化建设的使命所在。在此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推进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方略,即：政府科学规划布局,创建农村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办在农村,创新农村高等教育模式;社会积极参与办学,创造条件促进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倡导学习型社会,促进民众逐步树立终身教育理念。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是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主动介入以弥补农村资源短缺、人才阙如等发展困境的战略安排,但农村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而是要主动回应外界因素。为此,乡村振兴的实施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三者的职能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落地,其中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市场是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决定因素,农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的职能需要相机调适,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为补充,实现三者的协同共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探讨了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农村教育普及水平、教育质量、教育保障水平和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但这显然不能适应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在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策略: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农村教育结构、做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妥善解决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强化农村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县域财政压力、信贷行为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

随着县域财政压力的加大,县级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导致县域金融市场沦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县域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基于2011-2021年142个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县域的财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县级政府主要通过干预农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向,实现对县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即“金融财政化”增加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但进一步研究显示,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前提,当财政赤字率高于3%的国际安全线或当县域金融市场为寡占型市场时,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有显著负面影响,否则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县级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若政府对市场采取激励手段,例如构建县域范围内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或“政银保担”联动机制等,县域财政压力虽然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和房地产贷款占比提升,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不升反降,这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苏北农村中小学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

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是农村中小学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苏北农村中小学数字化资源建设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离教育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信息化设备、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存在着布局不平衡、标准化程度偏低、优质资源共享不足等问题.苏北农村中小学应当把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建设的常规性工作来抓,并把此作为缩小苏北城乡教育差距的工作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教学的整合,将数字化教育资源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的手段,以适应新的教育教学发展的要求.     

农村教育公平实践的尴尬

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乡村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目前社会各界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农村教育公平”为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乡村教育公平.但是乡村追求教育公平的结果,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教育公平问题,反而增加了乡村的教育负担,使城乡教育变得更加不公平.文章首先回顾了教育公平理论和既有的经验研究成果,并逐步分析了追求教育公平目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思学校上移、办学规模、教师素质以及乡村学校功能等问题,最后探讨了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旨在启发人们多方位地思考乡村教育问题,重新审视现阶段推动乡村教育公平的措施.     

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巨大的空间。发展生产,提升农村经济水准,增加农民收入,都需要农村金融的强力支持。但农村金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农村金融的构成,构建科学、合理、分工明确的农村金融格局,以适应农村综合改革的形势;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培育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发展和完善涉农保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农村发展

发展和建设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应遵循合作社原则,坚持"姓农"的方向,依法进行内部管理,才会使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客观、具体地分析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农村变革的正、负效应,继承其积极因素,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具有不同层次的农业文化;新农村建设要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推动农村走上文明发展之路;还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科技的引进和开发力度,走科技兴农道路;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制度创新,组织生活在各地的"村里人"捐资、捐劳,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期城市反哺乡村的有效方式,突出"农"字,建立社区参与制度,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是影响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事件,基于对近30年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兴起的制度根源和约束条件的分析,本文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对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全要素合作和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制度补贴的概念,论文最后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进行了展望。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基层自治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基层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由国家法律认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一项重要基层政治制度,在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方面有重大价值。但是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村基层自治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塑造农村基层自治的合格政治主体、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而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又都只有通过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得到实现。     

论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村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我国农村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农户的"原子化"状态、农户"寻求获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整体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基础上,针对问题,以新发展观作为价值理念,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整合农村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目标,整体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有序推进体制改革的路径.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须深化农村改革

通过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集中就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进行了研究,从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源素质、农业投入、分配体制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别从家庭承包经营权永用制、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加快劳动力转移、发展农村合作化组织、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以求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还有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而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没有赋予农民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策略是建立新农村教育体系,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教育。为此,国家要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城市要主动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依据新农村建设需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