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樊缨"

结合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考察了马鞍具"樊缨",说明樊缨是垂于马胸的一束束饰物,其材料或是毛牛尾,或是削革,或是罽."樊缨"之"樊"又作"繁",形容繁多、绵密;樊缨处于胸膺,形似冠缨,故取"缨"来命名.     

朱子关于"诚"的义理疏解

朱子对于"诚"这一范畴作了多方面的论释,略有四义一是就本义言,诚即是实,或真实无妄;二是就哲学意义言,诚即是实理,这又包括两方面,从天之道讲,诚是天理(天道)之本然,从人之道讲,诚是人事(人道)之当然;三是就性之意义言,诚即是性,此说盖为"性即理"说之延伸;四是就方法意义言,诚即是实心、实意,与自欺、私伪相对.朱子此四说以第一义为根本,而第一、第二义又是继承程氏之说而来.朱子关于"诚"的论说于继承程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思想.     

袁枚与扬州八怪交谊考述

袁枚隐居随园后 ,陆续与扬州八怪之李方膺、郑燮、金农、罗聘交往。其与郑燮关系亦密亦疏 ,与李方膺最为知心 ,与金农、罗聘师生关系也较密切。原因在于袁枚的思想与艺术个性在反叛传统、追求创新上和扬州八怪有相通之处。     

读张家山汉简札记两则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之简383所缺字为"主"字;简367至简368、简359至简362中彻侯非"后"诸子通过继承会获得公乘至不更间爵位。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通情·别域·异趣·巧拟——论越州、登州同题《蓬莱阁赋》

越州、登州各有蓬莱阁,也各有《蓬莱阁赋》,名同实异的蓬莱阁及《蓬莱阁赋》发人遐想,令人深思,也形成了赋史上的又一道独特风景。目前笔者所见自宋至清以《蓬莱阁赋》为名的赋体作品有四篇,四赋中以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与明代勤政爱民的文人潘滋之作为杰。王十朋、潘滋虽作同题《蓬莱阁赋》,然二赋之写作缘起、地域文化书写、风神旨趣及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等又各具特色。二赋起笔虽各有其意,但却颇有相通之处;王赋重越州人文掌故而尚写实,而潘赋偏爱登州蓬瀛仙境而多想象;王赋善于抒发个人情怀而灵动活泼、典实丰富,潘赋关怀世事国运而宏阔深沉、思理奇妙;且二赋对前代赋作都有所继承又独辟蹊径。二赋通情、别域、异趣,皆有仿名作之迹,然似与不似之间,各具风神韵致。     

百年杜甫研究回眸

２０世纪杜甫研究继承与创新表现为如下三方面：一、杜集及有关资料之考订整理;二、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三、杜诗的鉴赏与普及。其中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又可分为５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后三个阶段,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轨迹     

略论二十世纪古近体诗创作与西学的关系

二十世纪古近体诗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它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的创作.以其作品与西学的关系而言,二十世纪古近体诗大概可分四种路向.一曰表现中国固有之精神思想;二曰中体西用,阐旧邦以新命;三曰信膺卢梭,部分接受西学;四曰表现纯粹西方之精神思想.     

荀子天人观思想探析

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的天人观既有对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又有对道、法诸家的选择性吸纳;同时又体现出受到其时代的自然科学的成就之影响。与同为战国时期儒家大师孟子不同,荀子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而最终把这种思想归宗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高度,指出儒家的"礼"是治世之表,为国者应该隆礼尊贤,以尽其职责。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余的吞吐成环及双向开掘——论方以智的体用观及其创新

在方以智的体用观中,余是体,正是用,并且二者可以互换,即"体用互余",这是对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与"体用不二"的继承与创新。体用互余始于"一分二",终于"二合一",中间经历交、对、反、克、生、代、错、综、弥、纶,包括反对六象十错综。体用互余的重要创新点还体现在吞吐与成环,以生生为基础:如鹅笼喻,以无声无臭之影为体,以覆帱持载之形为用,影吞形,形又吞影;如仁树喻,仁体生树用,树用又生仁体。吞吐与成环还可从"三"来讲:显冒、费均为用,密冒、隐均为体,方以智引入统冒、中均、公因、绝待等第三个概念,弥合体用之间的断裂,实现三冒、三均的吞吐合一。体用叠加"有""无",有体用超越至无体用,无体用又返回有体用。体用双向开掘:体向几、故等形上学发展,引发根本因的追问,追问生生之体;用导向致用,体现为实学精神。这两个方向代表了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发展水平的高度:前者以发掘本体的根本因为目的,预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路;后者在明清实学思潮中独树一帜,是融合了阳明学之"无"所呈现的"即无而有"之实学,是"无用"与"致用"的融合。     

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在继承孔子理想人格思想基础上,对"士"人格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士志于仁义之道;二是重道轻仕、士以师道尊于君;三是士以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为目标。继承和发扬孟子"士"人格的思想传统,对于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塑造和培育理想人格,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心隐人欲观论析——兼及中晚明人欲观之流变

中明时期,王阳明及王门诸子对人欲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倾向:一是着眼于人的本质属性,认为至善的良知本来"无欲";二是扩大"天理"的外延,使之涵盖"人欲".何心隐较为全面地探讨人欲问题,从正面肯定了人欲,并提出"寡欲"和"育欲",主张对人欲进行引导,以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李贽又继承并发展了何心隐的人欲思想,提出"各遂其千万人之欲",从而对晚明人欲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山水画皴法说

山水画皴法是中国山水画重要语言之一,经过一代又一代画家的继承和发展,山水画皴法不断成熟、丰富和完善,成为山水画一个完备的绘画语言体系。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山水画艺术,系统掌握山水画语言,本文通过对山水画皴法的面目和特点进行条理归纳,以达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目的,使我们在师造化中能入能出、能承能变,不断丰富和发展传统山水画艺术形式,创造出具有当代精神内涵的山水画作品。     

复返其根会通创新——《归途——我的哲学生涯》述评

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晚年所阐扬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绝不能被视为是对原始的"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简单重复,而毋宁是一种辩证的更高层次的回归.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张先生对主体性哲学既有热情的肯定与吸收,又有独创的超越与发挥,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既有"万物一体"的高远精神境界,又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之学.这一致思取向继承了"五四"以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诸家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在充分体认中西文明的基础上,回归文化元典,会通中西理论,融合以期创新,实现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统一.张先生以"归途"二字来概括其哲学生涯,既是个人回归自我精神家园的真实写照,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也不无借鉴与启示之意义."归途"既是中国哲学的归乡之旅,也是民族思想原创的超越之途.     

宗法伦理与汉代家系继承制度

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传世古籍未有具体记载,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所见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却多达20款。汉代家系继承法主要体现在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上。张家山汉简律对家系继承关系的规定,展现出汉代家系继承制度之宗法伦理特色:一是家系继承以血缘亲等为中心,体现出家庭成员的身份等差;二是兼顾婚姻关系,规定了妻子的继承权;三是宗法血缘关系之入律是从立法方面开始的,也体现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家系继承法律规定与家系继承实践存在差异;四是父系血统关系是逐渐增强的。汉代家系继承法既以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宗法伦理关系,也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并加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言意观补述

刘勰对"言"能否"尽意"问题,持充分肯定意见,但他又非绝对的"言尽意"论者,这是《文心雕龙》"唯务折衷"思想方法的具体表现。其特出之处有二:一是既认识到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过程中的局限性,又看到了写作者之"情数诡杂"、文章体制之"体变迁贸"以及表现对象之"纤意曲变"等多种"变数"交织作用而造成的"言不尽意"问题;二是从写作实践出发,多方探讨了"言不尽意"困境之成因,如"理自难易"、"思无定检"、"采滥辞诡"等。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统一——论儒学的二重性及其对徽文化的影响

儒学以商周传统宗教为思想渊源,以天道人道之思考为理论起点,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哲学与宗教二重化的道路.这表现在,孔孟既继承了传统宗教中天地祖先崇拜观念,又对其进行了理性化改造,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又将其纳入人类知性的范围,在敬畏鬼神的同时又拉开一定距离,借敬祖祭祖而弘扬孝道,既主张"复礼"又树"仁"之理念.原始儒学这种二重属性规定了后世儒学的发展方向,荀子与董仲舒由于偏离这一方向而受到正统儒家的批评,程朱理学则因融哲学理念与宗教意识为一体,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原始儒学之精神,而得以成为正统儒学新形态并获官方意识形态之优位.此优位使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理学故乡徽州尤为突出,徽州各种文化形式都表现出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交融性.     

习近平关于“劝学”的重要论述及践行途径

重视学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习近平关于"劝学"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习近平关于"劝学"的重要论述内容,一是强调领导干部大兴学习之风,二是关注青少年的学习。习近平重视学习,提倡学习,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又凸显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关乎人生的成长,关乎执政党的建设,关乎国家事业的兴盛。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思结合,将学习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是践行习近平关于"劝学"重要论述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