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礼俗和风俗习惯的文明古国,这在人们的饮食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中国饮食礼俗和习俗已成为中国悠久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体现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探讨中国古代饮食活动中的礼俗和习俗,对于深刻认识中国饮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循礼蹈矩的古代饮食礼俗礼是我国数千年历史的核心,具有我国一切文化现象的特征。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凡是有关国家的典章制度、社会的生活习惯、个人的行为规范等,都包含在内。 1、礼俗产生于饮食礼是以俗为基础的,俗既有礼的成分,则俗就形成的礼俗。最早的礼俗,是从人们的饮食生活中产生的,《礼记·礼运篇》     

中国饮食文化的又一力作——评林乃燊教授新著《饮食志》

林乃焱木先生是我国较早涉足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１９５７年，他就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的角度，去透视中国古代的食料、食器生产、文化风尚和社会生活，引起了国内外文化学者的关注。１９８９年他出版了《中国饮食文化》，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台湾再版了他的著作。接着内地又出版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又出版了该简本的繁体字版，日本也即将印行日文版。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园地中辛勤耕耘了４０多年的林先生已是硕果累累，但他并没有止步，最近…     

中国古代居丧饮食变迁——以子女居父母丧为例

居丧饮食作为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孝道的具体实践,因而得到了统治阶层的重视和宣扬。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整合前代习俗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系统的居丧饮食规则。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居丧饮食在历史的潮流中也不断发生变化,原有的一套居丧饮食规范逐渐向更为简易便行的方向发展,而寓于饮食之中的哀戚之情、道德意义也因饮食的改变而逐渐丧失,最终居丧饮食流为形式。历代王朝在继承前代居丧饮食规范的基础上,也结合本朝实际情况有所损益,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古代居丧饮食观。古代居丧饮食及其思想内涵的变迁深受政治、礼制、民族与宗教因素的影响。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构成分析

任何形式的廉政文化都由＂事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构成,而以时代条件所需要的廉洁目标贯穿其中。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事物＂体现在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等方面;廉政文化中的＂制度＂是维护社会等级结构、保障君臣民各安其分、对廉洁自律的官员进行补偿的制度;廉政文化中的＂心理＂主要是以民为本的心理、厚德载物的心理和知恩图报的心理。系统了解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构成状况,可以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开元、天宝时期社会经济性质

作为唐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开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农本社会发展的高峰,天宝时期则是中国古代农本社会向农商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开元时期社会经济属于农本社会经济性质,天宝时期社会经济属于农本社会经济向农商社会经济过渡性质。     

从墓葬壁画艺术看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

中国古代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记载不够详细,关于他们的生活更是简单到只有只言片语。文献记载的匮乏让我们很难想象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是怎样的。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成熟,在中国北方发现了大量的反映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墓葬壁画。这些壁画形象地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见于古墓葬的壁画多为贵族、官吏、有财力的富贵人家的饮食生活,而在宴饮的场合中多伴以歌舞,并以饮食器具作为表演道具烘托宴饮的氛围,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通常集歌舞娱乐为一体的饮食文化。     

先秦史研究的一块里程碑——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

早在五、六十年代,田昌五先生就陆续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族奴隶制,是和劳动奴隶制并行的另一种类型的发达奴隶制,后集为《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一书。八十年代初,先生又撰就《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一书,在讨论古史分期问题的同时,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族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形成了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切合中国历史     

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从理论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审查、逻辑结构到论据论点等多方面对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学术史上罕见的质疑与批判。郭氏自觉接受着来自不同学派的种种质疑与批判,并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评,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体系。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视角而论,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加速着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着科学和深入的方向推进。社会史论战期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起点还较低,论战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倾向也极为明显。辩难中出现的种种论点,疑问颇多,从某种意义讲,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诸多质疑与批判,不足以彻底否定该书的全部学术价值。辩难中呈现的宗派情绪和非学术因素,并无学术价值,不利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传统观念与民法结构:再论中国古代民法的价值

中国古代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等方面基础条件的制约,完全以惩罚性的思维立法,采用了"刑事兼理民事"的治理模式,加上以道德治国为最终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代西方式的民法观念及其民法体系难以见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此种差异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中国古代对法的谦抑性认知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民法结构的这种独特性体现了中国传统"不能与不为"的智慧哲理,正是中国古代民法这样的结构模式才凸显出了中国法律的自主性。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

汉字的形体构造和词义流变对中国文化原始状况作了最早的记录,通过对汉字的专门研究,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科学技术、古代社会制度、古代宗教信仰、古代社会习俗等等情况,从而把握中国文化的源流。     

中国原初思想中的若干“底线”原则及其意义

在中国思想奠基之初,即有若干共识形成,它们被先秦诸子当作“公理”认同下来.以这些公理为根基的古代中国,本着“负”的方法解决人和社会的种种问题,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在这样的情形中,有“物不相害”、“修己以敬”、“损有余以补不足”、“正名”4个“底线”原则,被中国人坚守和实践着.这些原则不仅内涵是互补的,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时,彼此也是相互支撑的.古代中国的文化与制度,因这些原则所发挥的基础性效用,才得以稳定地延续下来.     

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与封建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作为王权统治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文化巡礼,作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四夷、王权与士民联系的政治纽带,不仅对中华民族农业文明以及思想伦理道德的传承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治国安邦、整合与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制度与统一方面,都是一种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一种统治运作模式。     

中西古代哲学中和谐思想比较

在对中西古代哲学中“和谐”的相关要素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解读中西古代哲学中有代表性的和谐思想，结合目前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传统哲学智慧再利用，以及管理、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几大重要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要秉承有利于继承的目标去解读中西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坚持“中西合璧，批判继承”的核心原则，阐述继承中西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智慧具体路径，对当前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从“十三经”注疏看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华文明一脉相传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对文明成果不断归纳总结,补充完善,中国古代经书的注疏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十三经”是中华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而注疏是“十三经”流传至今的保证。今天对“十三经”重新作注,进行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李约瑟难题”的多维思考——重申文明与科学的分析框架

虽有外国学者持有异议,然从文明与科学的关系解答“李约瑟难题”仍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中华文明“独立而又连绵发展”的特性,促使我国的传统科技逐渐地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也正是这一特性又使得中国科技于近代落伍。中华文明晚期来自思想文化、社会、自身三个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