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家庭丈夫拥有更多实权的为最多,而城市平权型家庭为最多;九成以上男女都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感到很满意或较满意,但妻子的满意度低于丈夫.对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资源假说、文化规范论、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都在夫妻权力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个人拥有实权仅对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有微弱影响,而被访者对家务分工和婚姻是否满意是最重要的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预测指标,夫妻沟通时不被对方所尊重、配偶动手打人与家庭地位满意度呈负相关,并在妻子模型中有更强的解释力.     

谁主认同？转型时期中国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多重建构及其世代变迁

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但缺乏多重建构视角下基于长期转型背景的世代变迁分析。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已婚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是否受到婚姻匹配与代际流动的影响，丈夫、父亲与女性自身的客观阶层及其差异如何影响女性的主观地位认同；第二，上述影响模式如何随出生世代发生变化。在使用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7年的合并数据后发现：相较于自身的客观阶层，中国已婚女性整体上倾向于以丈夫的客观阶层来建构自身的阶层认同，但越年轻的世代这一倾向越弱；父亲客观阶层的影响则与自身客观阶层的影响并重，甚至随世代变迁略有增强。上述结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家庭现代化模式，即已婚女性虽愈少依赖于配偶，但依然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连结。     

偏好与结构——同质婚的形成机制研究

同质婚是指夫妻双方社会人口特征比较相似的婚姻,是社会阶层固化程度的一个反映。使用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不同社会群体选择教育同质婚、职业阶层同质婚和户口同质婚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位居教育层级两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教育同质婚;位居职业阶层底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职业阶层同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被访者,越可能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总体而言,婚配模式的选择既体现出了个人偏好与个人理性,同时亦受个人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约束。     

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市场转型与分割的阶层再生产

本研究利用2007年“阶层背景和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探讨了市场转型期间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同进化过程同样是新旧利益群体竞争性的分化与共享，以及对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排斥的过程，政治与市场的汇流使得优势阶层被垄断性继承，从而使代际继承呈现二元分割性。     

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荆门市某村为样本的典型调查为例

本文根据文献研究构建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特征、妇女家庭权力束、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等三个构面.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客观)和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观)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程度.通过对荆门市某村典型调查,主要研究结论: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结构和妇女家庭地位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与妇女家庭满意度有明显问接影响.     

村庄婚姻圈变迁及影响机制分析——以华北F村为例

通过分析华北F村200对夫妻调查数据,运用定序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从人口流动、结婚变量和个人特质三个方面解读了在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婚姻圈变迁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F村男性村民出生年代越晚,结婚年代越近,通婚范围越远;同时,择偶时间、方式、家庭背景和村庄非农化水平成为影响通婚范围的主要因素.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教育程度、是否外出打工等社会性因素并不对通婚范围构成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择偶时间发挥作用.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从择偶的理论到择偶理论--从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看择偶研究

择偶是婚姻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它不仅是婚姻缔结、家庭建立的前提 ,而且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和家庭的形式 ;同时它又是婚姻制度中较易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影响的环节 ,特别是择偶标准 ,它总能率先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因此 ,择偶问题一直是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若对择偶的理论从内容上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明显的部分 :(一 )择偶标准。即对择偶对象包括政治因素如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 ,经济因素如财产多寡与经济状况 ,以及其他诸如门第高低、家庭环境和背景、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职业、年龄、性格、爱好、贞操、道…     

“休夫”现象的社会心理分析

我国1978年有28．5万对夫妻离婚，1992年达到了85万对，离婚数在十余年间增加了3倍。据各地对法院离婚诉讼案的抽样调查，在离婚案中女性原告一般占70％左右。人们把女性起诉离婚多的这种现象称作与“休妻”相对立的“休夫”现象。我们就有必要从诸多角度对其原因加以探讨。“休夫”现象的出现除了与现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的相对独立及其自主意识的提高密切相关之外，“休夫”现象出现的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有如下几点：当代女性的社会角色期待在家庭实现过程中的受挫相对于男性而雪，交往的社会自己期待…     

中国家庭教养实践与阶层分化研究

教养实践是家庭资本在代际间传递的主要手段。家庭中的教养实践是儿童不断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家庭的阶层背景紧密相关。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同时考虑祖代和父代的社会阶层,将家庭的阶层背景分为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分析显示,不同阶层的家庭拥有不同的教养实践模式,教养实践模式在多代间可以传递,家庭的阶层背景与教养实践又影响着子女的学业成就。相比于祖代,向上流动的父代家庭在教养实践与子女学业成就上更接近持续上层,向下流动的家庭则颇为特殊:教养实践上更接近持续上层,而子女学业表现上则更接近持续下层。由此来看,中国阶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What should we call our kids? Choosing children’s surnames when parents’ last names differ

We examine the last and middle names given to first-born sons and daughters in a sample of 600 married women selected from the staff directory of a university system. Women with unconventional marital surnames were more likely to include their birth surname in their child’s name than were women who took their husband’s last name at marriage. Around 90% of women with an unconventional marital surname still gave their children their husband’s surname. Among women who selected an unconventional last name, a number of variables correlated with whether or not the child’s name contained the mother’s birth surname, including type of last name used, gender role attitudes, political liberalism, religiosity, importance of last name to the woman’s self-concept, feminist motivations for the woman’s last name choice, and education of the mother and her husb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self-identification on political liberalness and husband’s education were the most powerful predictors, reducing the other effects to nonsignificant levels.     

上海多性伴性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上海市多性伴性行为的性别差异,接着从阶层归属、家庭亲属生活、性爱生活和性别规范四个层面对多性伴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性伴性行为中,“生理需要论”并不起作用;“资本运作”和“环境影响”取代“阶层归属”发挥显性作用;“婚内感情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时效性,“头两年之痒”和“七年之痒”并存;“越轨”性行为具有连贯性;性别规范通过中间变量（两性在社会、家庭和性领域的角色扮演）间接影响两性的性活动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以社会性别视角鉴别女性“性革命”成功与否,思考女性在性地位上是真正解放还是重新被奴役。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1978-2008： Inequality and Evolution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逐年提高,但教育不平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本文使用CGSS2008数据,检验户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对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阶段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在1978至2008年期间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初中升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没有变化,高中和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不平等有扩大趋势;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升学机会的影响保持不变,表明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自1978年以来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显著,而且其作用持续上升;因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也有上升趋势。要理解改革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结构及其演变,除讨论阶层不平等外,尚需关注影响居民教育决策的微观机制。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Rac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Advantage in the Inner City

Objective .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rac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in an urban inner–city community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adulthood. Methods . We examine a cohort of African American and white individuals born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in the same hospital. Our analysis examines a set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respondents at three time points in their life course, birth,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Results . We find that black men and women are substantially more likely than their white counterparts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that black women are more likely than white men, black men, and white women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Conclusions . We conclude that social policy to eradicate urban disadvantage must not shift its focus to the plight of poor whites to the neglect of African Americans. Rather, we urge that inner–city white children be "drawn out of the shadows"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at the uniquenes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tersections realized in the inner city be brought to bear.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从角色视角,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比女性严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暴露差异理论与脆弱性差异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变迁的不一致导致了角色紧张的出现,从而导致心理失范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